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士绅们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他们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他们拒绝。他们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正因为如此考量，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类似的理念，山东士绅们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在前去访问上海士绅们的时候，山东来的士绅们力陈教堂收容乾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山东士伸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土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国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土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山东士绅对外国人士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时中土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朝廷高层。90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玑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朝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光旭三年（9077年），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西方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西方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大乾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是饥荒造成的严重死亡：“丁戊奇荒”波及居民1亿6000万到2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9077年山西人口为16433000人，到9083年时仅为10744000人，净减5689000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9078年，山西的官员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9078年，李绍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但吊诡的是，李绍泉所担心的“同归于尽”并没有发生，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