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13年、1914年接连出台的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对他们形同虚设。
卢芹斋同时又把他的客户蒙在鼓里，以中国颁布文物出口条例为由抬价，从中获利甚丰。
连一向被中国老百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宫廷御用，如今也成为他志在必得的猎物。
文物一旦跟皇室沾边，拿到海外就身价倍增，市场上趋之若鹜，因此对文物商来说，器物的来路十分重要。
1915年12月17日，卢芹斋以1600美金的价格向弗利尔出售了一幅康熙年间的丝绸壁毯，在交易单据上他做了货品的详细介绍：“朝廷御用，1913年盗于热河避暑山庄。”
卢芹斋寻宝目标执着，务求贵重、罕见、独特的东西。
中国的大门已对他敞开，出入可以大摇大摆，旁若无人。
童年时受到的儒家“克己复礼”教育已被他抛于脑后，利益驱使下掀起了针对皇家陵园的盗墓活动。
1916年或1917年，卢芹斋主导了一桩著名的盗墓活动，他将唐太宗昭陵中两尊石刻浮雕“昭陵二骏”贩往了国外。
此事中国人至今难以释怀，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莫大破坏和亵渎，甚至将之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相提并论。
但对于卢芹斋来说，这笔交易确实无以伦比，不论是其出自皇陵的尊贵程度，还是其2米高、1.7米宽、重达4吨的分量，亦或是令人咋舌的125000美元的成交价，这打破了当时文物成交价的记录。
更不用说此物的政治、历史和艺术价值。
不过，卢芹斋本人一直否认自己直接涉及盗墓，坚称：
(昭陵二骏)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直接接手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售转卖给我们的人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因为在此之前法国文物商葛杨于1913年将六骏移出皇陵，但在盗运的过程中遭到当地居民的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坏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
当时六骏石雕受损严重，1914年落到了陕州军阀陆建章手上。
他下令押送其中的二骏进京，作为即将登基复辟帝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贺礼。
实际上，陆建章也是奉旨行事，奉的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命令，因为文物的运输文件上有袁家的印章。
这二骏于1915年被运出古城，却从没能抵达帝都，再也不知去向。
直到1918年3月9日，一直下落不明的二骏才神秘地出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的主人竟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
当然，后来这这东西又到了洛杉矶贵族博物馆，才让张天元有了机会将东西给弄到手。
而在买家面前，卢芹斋则毫不掩饰地将昭陵二骏的到手归功于自己的神通，他对盗宝的历险过程大肆渲染，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
在他1926年写物的来历：
为搞到这两件文物辗转了四五年时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如今在中国搞古董简直比登天还难，像这样罕见的文物几乎不可能再搞到了，一来风险太大;二来文物精品已经差不多都倒腾出来了。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对自己的古董商生涯，卢芹斋曾矫情地总结说：
如其他所有热爱艺术的人一样，我从事文物交易一直胸怀世界。与此同时，我深信艺术品是没有国界的。文物走遍全世界，就像无声的大使一样，让世人了解并化。
这话说的是很好听，特别冠冕堂皇，可是谁都清楚，卢芹斋要的是钱，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艺术。
他更不会在乎什么国家。
在这种人眼里，给他钱的那些老外才是他的祖宗。
为了在西方拓展生意渠道，卢芹斋先从“启蒙”做起，对西方买家进行文物鉴赏力的教育。
20世纪初的时候，除了洛克菲勒家族和弗利尔等几名大藏家外，美国公众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
当时的西方艺术品市场鱼目混珠，来自中国的艺术品都是些专门为了满足西方人审美趣味的作品，于是市场充斥着搔首弄姿、自曝其丑来博取目光的物件，所以即使是有品位的鉴赏家，也很难有机会欣赏到真正高水准的中国艺术。
卢芹斋决定走高端路线，他决心要让西方人见识真正的中国文化，即佛教壁画、雕塑、古玉器和青铜器的美与价值。
然而真正的原因还是这些东西更值钱，更好出手。
卢芹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为了硬销试图改变西方受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创造了一系列欧洲化的词汇来解析中国的艺术品。
既然当时的西方认为，中国艺术受到了古希腊风格的影响，卢芹斋在描述佛像时就会用到“平衡”“对称”“协调”等术语，这都是当时在分析希腊、罗马雕塑时常用的概念。
在卢芹斋的赞助下，几位国际著名的艺术学者开始制作中国文物图录，图文并茂的对中国艺术进行新的诠释。
卢芹斋从文物“发掘者”一跃成为中国文化大使，在西方获得了中国艺术史发言的权威地位。
他的古董店也成了文物界群英荟萃的沙龙，专家们会相约而来，品评、把玩新亮相的器物。
推开卢芹斋的店门，时常能碰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