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一番话像是定心丸，也像是镇痛剂，我听了以后便有醍醐灌顶之感，完全摆脱刚才那种内疚自责的心态。我认真地同她保证：“我知道了妈，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为祖国做更大的贡献。”
母亲见我已经被完全说服了，就又补充道：“趁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去救护团再帮几天忙，然后让你沈叔叔重新找个助手。然后找时间和二月好好谈谈，她虽然身体上有残障，可是并不影响她读书升学。早一点回到课堂、回到同学们中间去也有助于她重新找回自信。还有啊，虽然现在很难买到外国产品，但是我找以前的同学想了办法，已经替她找到了一架轮椅。”
母亲果然想得周到，我听到她的话，当场就卸下了这些天心中的重负。末了，我郑重其事地答应她：“好，就按您说的办。趁哪天她心情好，我就去好好开导她。”
母亲怕我在路上又会遇到危险，于是执意要送我。她吸取了上一回的经验，等到车子发动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俗话说的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原来并不大认同这些老话，总觉得是那些对未来没信心的人才会前怕狼后怕虎。可现在，我却成了其中的一员。刚坐上车，就觉得自己陷入了异样的氛围里。周围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怪怪的、不怀好意的样子，可谓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坐在后排穿丝绒旗袍的女人，手上的布包里鼓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形状，搞不好是一把手枪；坐在对面的秃顶老头，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报纸。可是从上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钟头，他手里的报纸却压根没有翻过页；还有那个乐于助人的洋行职员，乍看之下是一表人才、温文尔雅，可问题是他的职业哪用得着提这么大个公文包，里头也不知装了点什么，把他压得连背都快挺不直了；当然最奇怪的还要数那个带小孩的妇女，她长得五大三粗，五官里找不出一丝亮点，可是身边的孩子却可爱的像个瓷娃娃，现在这个瓷娃娃正穿着破衣烂衫，看向这个妇女的目光里全是害怕，没有半点亲近的意思……
我越是怀疑，越觉得眼前的人面目可憎，只得牢牢地攥紧手上的行李袋，以至于连手心里都渗出汗来。不过世道虽乱，但也不至于险恶到这种程度。我担惊受怕了一路，却还是安安稳稳地到了救护团的驻地。
金团长见到我，就像是找到了失踪多年的离散亲属一样高兴：“小朱呀，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要去你家找你啦。你看看你才走了几天，团里就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你还真是不行呢。”
我做出一副威风八面的样子：“团长大人，您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这不是回来了么，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这做人哪，果然不能太实诚。因为你一实诚，别人可就顺着杆子上了。金团长果然大嘴一咧，笑道：“这不是因为团里这些天人手不够，仗又打得实在是惨，好几个护士都累倒了。你既然回来了，能不能辛苦一下，给她们代代班，分担分担工作量。”
我被他略显做作的样子戳中笑点：“我回来本来就是来工作的，干嘛一副为难的样子。没什么事我就去忙了啊。”
这一次再见到沈仲平，倒是让我十分意外。之前或许是朝夕相处的缘故，我只觉得他的身上多了疲惫的感觉，不再像过去那样看不出年龄。这一回见到他我才发现，他的白头发竟然已经这样多了，随便拔下三根头发，里头便有一根是白的。本来他是真正的白面书生，这些日子却暗淡了不少，很有些憔悴的意味了。
我心里面一难过，喉头就有些哽咽。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腹稿想要同他告别，现在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了。我默默地转过身去，换上手术时的衣服，认真地做好清洁消毒的工作。这种时候说再多都比不上认认真真地陪他做完一场手术来得好。
今天的这个伤员我见他的第一眼，心脏便不由自主抽紧了一下。这是个孩子，看他一团和气的脸和还没有发育的小个子，顶多不超过十六岁。我清楚招兵的规矩，像他这样年级的小孩子一般是不招的，除非他是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换句话说，眼前的这个孩子在某些方面比一般的成年军人都要强。他最严重的伤是在头顶。一枚炸弹在他附近爆炸，被冲击波带得四处飞溅的弹片削掉了他一大片头皮，还有一小块弹片卡在了头顶的伤口里，因为陷得深，血流得到处都是，伤员的神志也有点有不大清楚了。
沈仲平看了伤员的情况，当机立断准备立刻手术，而这个当口正好是我赶回救护团的时侯。
我小心翼翼地给伤员剃了头发，这么做一来可以保证卫生，减少伤口感染的几率。二来也可以让主刀医生更加方便地进行手术。几十年后，当医疗技术发展到十分先进的阶段，医生们借助着精密电子设备进行手术，这类手术的成功率便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在战地医院里，医生们用传统的手术刀进行手术，有时候还伴随着日本轰炸机的威胁和药品血浆奇缺的困难，要做成一台手术就需要医生极强的专业素养，有时候更要有一些运气。
我可以为沈仲平做的并不多，除了在他需要的时候递上手术刀，有时候也要眼尖心细地替他将快要滴落的汗水擦掉。战地医院的设施环境和正规医院不能比，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手术，对医生的体力和意志力也是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