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造成蒙古右翼部族变成如今的状况，原因也非只一条。多年来同关内百姓的贸易往来，其实已经让右翼蒙古部族的上层基本汉化了。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过去那种游牧千里，吃着白水羊肉和羊奶的艰苦生活了。
察哈尔部西迁，林丹汗对右翼部族的攻击，也使得不少右翼部族首领们对蒙古国失去了期望，他们不愿意臣服林丹汗这种欺软怕硬的大汗，却又难以违背臣服于黄金家族血脉的魔咒，这就令许多人想要逃避现实。
朝廷对蒙古部族的拉拢政策，使得这些部族首领们有了逃离蒙古部族内部战争的借口，他们宁可托庇于大明的羽翼之下，也不愿意向无故攻打自己的林丹汗臣服。
而朝廷放开了边贸限制，令晋商大举出塞，则是摧毁了这些亲贵心中最后一根信仰的支柱。中国的商人们从来不是什么柔弱可欺的小白兔，不管是西班牙殖民者还是荷兰的海上马车夫，乃至于之后的英国商人，他们在海外经商时基本都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然而唯有中国商人，他们在经商之余，还有随时对抗着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打压。这也使得中国的商人团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
当崇祯放开了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了商人成立商人代表大会的权力，并组建了银行以支持工商业的纸币筹集之后，各地的商人顿时就抱团成长了起来。
虽说晋商在之前的张家口通敌一案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底蕴深厚的晋商凭借着山西银行的支持，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作为大明朝官商纠缠的最为紧密的一个商人团体，晋商很快就找到了获取最大利益的边贸方式。
借助老相识袁崇焕的官方保护，然后用小利收买那些台吉、那颜们控制的畜牧公司，从牧民和远方的部族手中低价收购皮革等货物，高价出售食盐、茶叶、瓷器、玻璃器、铁器、肥皂、蜡烛和镜子等生活用品。
凭借着种种手段，到了崇祯四年，丰镇地区已经很少看到除晋商以外的商人出现了。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晋商集团的胃口，他们很快就盯上了，从丰镇到集宁海子，然后越过大漠前往漠北草原的商道。当然，他们想要修建的是一条铁路，而不是黄土官道。
在晋商们看来，只要掌握了集宁海子，那么大半个漠南蒙古草原就基本成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些从前四处奔走的蒙古部族，迟早会停留下来，成为被他们放牧的羊群。
而如果能够打通集宁海子到漠北蒙古的道路，也就相当于绕开了陕商控制的河西走廊，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通道。
恩，曾经亲密如一家人的陕、晋两地的商人，因为争夺内蒙和西域商道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势不两立的两大边贸商团。
晋商在内蒙商道上打压陕西商人，而陕西商人则把晋商的股本从关中-河西铁路中驱逐了出去。北方各省的商团们，现在都有了一个共识，铁路延伸到的地方，就意味着铁路公司利益的延伸和扩大。
而此时的南方商人们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上海县城到南京的铁路是开通了，但是除了方便两地商民的往来，并没有给铁路股东们带来特殊的利益。毕竟铁路的两头都是江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谈不上什么一方对一方地区的经济掠夺。
和晋商团体拥有着共同利益的袁崇焕，自然是站在晋商这一边的。但丰镇向集宁海子延伸的铁路计划还是被中断了，阻止这个铁路计划的，自然就是那位林丹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