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一大早就走进了办公室。作为华夏东岸共和国“大粮仓”西湖县的父母官、同时又兼任着南鸭子湖地区常委的他，现在是真的太忙了，他要处理工业、金融、农业、军事等各方面的一箩筐事务，几乎从早到晚都要扑在办公桌上忙活着。
对了，钱浩去年从平安县县长的位置上调到了西湖县任县长（平安县县长由从远东回归的退役陆军军官杨明阳接任），虽然给他升了半级，兼任了地委常委，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个邵树德派系的中坚官员此番得失如何还真不好说呢。毕竟平安县的重要性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贸然从一个工业县县长的位置上调任一个农业县的县长，这其中的落差还是相当不小的。
而更令钱浩不爽的是，也许上面那帮人闲得蛋疼了，居然在去年又给他们下面这些地方官员找了些“乐子”，那就是所谓的认真督促新税制的推广与宣传，同时确保七大税种囊括的各类税收都能如数收缴上来，以补充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
可问题是，那些税在钱浩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收的！为何？一则如今东岸还没有独立的税务部门，所有的税务稽查员都是隶属于财政部的，而基层的征税员大部分又都是兼职的，他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征起税来的效率可想而知；二则老百姓天然是不愿意缴税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隐瞒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便逃税。实在逃不过去的话也尽量少交一点。而如果想要摸排清楚每家每户的家产与收入的话。这又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执委会也许要单独成立一个税务部门，雇佣几千甚至上万人，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调查，可这成本高昂得令人难以忍受，故一点也不现实。
我们只要看看去年税收的数据就知道了。在全年191.4万元的总税金中，动产税和不动产税这两个主力税种，去年分别征收到了43.2万元、72.4万元，占到了六成。不愧其主力税种之名。但这两个税种在征收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老百姓的不配合。不动产税还好说，毕竟全国人民现在的不动产数量都差不多，除少数人之外，也没谁比别人多一处宅子什么的，这为不动产的估值与征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拖欠着不交的人仍然不是少数。
可动产税的征收就很麻烦了。毕竟你没法去全方位监控每个居民的财产收入情况，因此最后只能依据地区差异商定税金额度，然后让各村自己摊派——这似乎是成本最低的征税方式，当然其中也有着巨大的舞弊空间，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欧洲此时的财产税征收。都是将征税权进行公开拍卖，然后由包税人自己想办法去征收。而这个“想办法征收”的过程嘛，自然是很不和谐了。与这种拍卖征税权的方式相比，东岸人这种由各地反复商讨定下的税金额度，虽然也不可能完全和谐，但比起欧洲那种粗暴的方式来说要“温柔”多了。
当然了，你征税方式再温柔，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要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因此不情不愿、隐瞒漏报、撒泼耍赖是难免的，因此这最后征到的43.2万元的动产税其实是远低于财政部最初的预期的（至少打了个六折）。而更令财政部崩溃的是，这43.2万元里面，真正入账的只有29万元左右，剩下的14.2万元则处于拖欠状态，拖欠的民户们其实不是没钱缴纳这笔税收，只是处于种种原因（比如对村干部摊派到自己头上的额度不满等等）赖着不交而已。至于何时缴纳，恐怕要等到他们与村里解决了这些麻烦之后才有可能了——当然如果乡里采取强制措施的话很快就能征收上来。
“动产税、不动产税的征收，长期来看，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钱浩放下了手里的资料，自言自语道：“也好在咱东岸共和国的百姓们普遍比较富足，征税的抵触心理降低了不少。这要是搁在税收负担极为沉重的欧洲，还不定闹出什么事情呢！不过话说咱东岸人还真是富庶，仅仅七个税种理论上就能征小二百万元的税，真是不错呢。”
话说这次征收的191.4万的总税金里，除不动产税、动产税外，还有契税约0.5万元、营业税11.7万元、消费税19.8万元（这也是一个漏缴极为严重的税种）、个人所得税21.8万元以及约22万元出头的关税——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广大农民上缴的公粮，不过因为不是实物税收便暂时没计算进税收内。
“老百姓还是明事理的，知道以前的低税收甚至不收税不是政府常态、是不会持久的，因此这次从整体看来，为期一年的1652-1653征税年度过得还算平稳。当然或许这和他们在旧大陆时习惯了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有关，那些横征暴敛的君主们创造了很多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税种，收税的过程也是简单粗暴，这些他们都能忍，没道理来了东岸就没法忍了。而只要一开始忍了，后面习惯了现在的税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些税种就能一直贯彻下去。”钱浩自顾自地给自己点了个烟斗，一边享受着肺叶被烟气浸透的快感，一边想道：“小二百万的税，依照上个月（7月）最新的全国人口数字39.7万人（明人约占46，混血新生代东岸人占20.5）来计算，平均一人缴纳了不到五元钱的税收。当然如果再算上九万多非国民的数字的话，平均一人就是四元多钱的税。比起此时欧洲税负较轻的英国（平均每人20-30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