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科长放下电话，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首长听了他的汇报之后，指示他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加大力度这名潜伏特务的身份进行侦办。侦查的方向由外到内，要做到内紧外松，防止打草惊蛇。
首长的话让他更加确信，延安内部潜伏着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工。他不仅成功地潜伏了下来，而且有可能进入了延安情报机构的内部。
一个多月前，周科长从山城传来的电报中得知，南北岸两家报社共五名地下党人员意外被捕。为此，情报一科在对情报的泄露进行侦办时，已经感觉到延安情报机关里可能有特务卧底。
因为，这五名地下党从延安奉命山城时配合山城特委工作，也只有短短的二个月时间。知道他们行踪路线最大可能也只是来自延安。而现在，从手头这份截获的这份电文内容看，这名高级特务又获取了睡冰同志的信息。
这两份情报的保密级别如此之高，都被他窃取得手，并传递给了山城军统局。如果不是冷锋同志及时发现，并策划了转移军统视线的计划，睡冰同志的安危那就危险了。
想到这里，周科长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首长交待任务的紧迫性。
然而，最令周科长苦恼的是，自己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份关于这名特务发出的电文和呼啸山庄的电码本，其它线索却一无所有。由于军统局对这名特务的保密措施之高，要想通过山城方面得到这名特务的其它线索可能性也不大。
问题是，根据现在的线索，通过排查想找出这名特务身上的电台或是电码本，已经是没有太多希望了。因为，周科长知道，以这名特务的心机和狡猾程度。他能成功在延安潜伏并打入我方的内部情报机构，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对于延安的安保工作，他可能早已了如指掌。这些发报工具他一定是放在一个不为人知，相当隐蔽的地方。
山城报社地下党人员被捕之后，引起了社会部领导的重视。为此，情报科也安排人手对情报内部人员做了排查，而且加强了情报的传送保密措施。
查现在看来，这种一般的防护措施对于这一名特务起的作用不大。因为，不久之前他又向山城发了一封关于睡冰同志潜伏在军统的电报。
想到这里，周科长不由对这名潜伏在暗处的特务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忌惮。多少枪林弹火都经历过，但对于隐藏在暗处的这名特工，周科长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无奈感。
因为，如果不及时将他给查出来，谁又能预料得到，他下一个电报又将是什么？这名特务的存在，不仅是对于睡冰同志，而且对于交锋同志等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都存在着巨大的威胁。
周科长清楚，如果睡冰同志暴露了，以后延安方面想要安排一个人打入军统总局那更是难上加难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名特务揪出来。
“如何在不惊动这名特务的情况下，把他给揪出来呢？”
周科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是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眉头都拧成了一团麻。
忽然，他想起了山城的来电。这一次军统派出的潜伏小组，是不是与这名高级特务的行动有关？如果潜伏进来的特务中有人与这名高级特务接头，那是否查出了潜伏进来的特务，就意味着能查出这名高级特务？
周科长想到这里，心里忽然明朗起来。
虽然说逻辑上是这么推理，但事情总是在变化之中，自己能想到的，对方也有可能早有防备。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条路还是可以试一试。
周科长正在苦苦思索时，老黄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他喝了一口水，转身对周科长说：“我已经查到了这名学员，姓名杨波，在抗大第八班。”
老黄是情报一科副科长，在抗日期间与周科长在同一个连队。两人在通讯班也一起工作过多年，相互知根知底，战友感情也很深厚。
“哦，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太好了！走，我们俩人一起走一趟抗大。”
本来，周科长对于找出冷锋同志这事也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事情就这么巧，交锋同志真的来到延安了，而且是以学生的身份进了抗大。
“你是不是见我闲着没事干，对我有意见啊！我这才刚从抗大回来，又要走？”
老黄坐了下来，翻起白眼看了周科长一眼，有些埋怨道。
“我跟你说，你从抗大得到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说不好我们从这名学员身上，有可能找到这名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周科长与老黄在一个办公室，而且他对老黄的革命立场也有充分的信任。对于潜伏在延安特务这件事，他们俩个人私下讨论过多事。一听到冷锋同志来到了延安，就打算跟老黄俩个人先从外围查一下。
“你说的是真的？好！马上走。”
老黄一听很兴奋地站了起来。
他知道，查获出这名特务是情报一科目前最大的任务。
周科长俩人走出屋外，来到前面不远处的榆树下，牵出两匹马。
延安环境相当艰苦，除了首长外出工作时才有卡车接送，其他工作人员出行都要靠步行。
不过，上级考虑到情报科情况的特殊性，这才给他们配了一些马匹。
周科长俩人骑马跑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位于延安瓦窑堡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古色古香的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