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还在落。
所以王巨在中书就曾提到，各地情况不一样，水利执行也就不能一样。江东圩汛期是夏天，浙东水利主要是在秋天，也就是秋潦。但黄河自夏初开始，一直到秋后，随时都会发生灾害。
只要雨天一多，河堤就有危了。
王巨打开酸枣县的围堤，实际那多少带着赌气性质打开的，甚至根本都没有测量计算河水流速流量。就这么一个蓄洪区域，量不量有何不同吗？
不过当时确实“小杀”了一下河水，不久后又原还原了。
滔滔河水涌向东流，东流容纳不下，黄河又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了，东撞西冲，一下子撞开了大名府许家港的围堤，然后欢快地在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内，任性的跳舞。
那就救灾吧。
关健现在每一件事，都会被放大。
范纯仁道：“朝廷让司光马下去视河，司马光说东流浅狭，堤防未全，一旦如张巩意彻底北流闭断，必致河决，是移恩冀深瀛之害于沧德等州也。因此须等三二年后，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才可闭北流，转东流。朝廷不听，张巩与张茂则阿谀权贵，立闭北流，使致五州军遭受泛滥之害。”
这是在起居朝上说的，与王巨无关，他暂时还没有资格进入这个朝会。
吕惠卿便很不悦地说：“司马光也说过北流之害了，本就是权宜之计，而且王巨也说得很清楚，无论北流与东流，皆会不得功，既是权宜，须设防备，因此于黄河边广置蓄洪区。自孟州而下，一直到滑州境内，长达几百里。多有盐碱薄地，河水如何不得杀？然自建围堤后，诸多官员争吵不休，一说民力。二说财力，以及其他云云，结果只置一堤，还遭来许多大臣的弹劾。如若当初依此策得施，何来许家港决堤之案发生？错非宰相。而是下面不知轻重的官员。”
他们都不是言臣，没有权利弹劾那一个官员，只是就事论事说一说。
范纯仁的意思就是王安石坑的，若听了司马光意见，哪里会河决，看看，这一河决，国家又不知得花多少银子了。
但吕惠卿意思是王安石根本没有错，错就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大臣反对没有广置蓄洪区，才又引发的灾害。
实际真相是与王安石真没有多大关系。王安石是怕司马光下去勘查后，又杂七杂八的乱说一气，反而让官员不大好办了，于是由张茂则领手主持。张茂则可能误会，也可能有一点阿谀的嫌疑，因此立闭北流，让河水涌到东流，导致的河决。
然而王安石真没有决定立闭北流，范纯仁往王安石身上牵那肯定是不对了。
不过反对广置蓄洪区，也不一定是为了反对王安石而反对。
毕竟国家财政还没有好起来。这个要持续到明年，若没有那个积欠，又无大的灾害与兵害，明年会好起来了。一个是兵费省了很多，第二个木棉可能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不过加上那个积欠，不要说明年，五年内都休想好得清。
因此国家财政仍十分吃紧，这一置蓄洪区，不提建堤防的劳力吧。当真不要钱？
那怕再薄的地，也有人居住啊，就象酸枣县的那一千多户农民，朝廷当真不管了？
如果国家财政宽裕，大家反对，还能说别有用心，现在财政吃紧，却广建蓄洪区杀水，大臣们岂能不反对？
而且黄河成了天上之水，就是堀堤，也堀得大家心惊胆战的，省怕出事。
但问题就在于，现在大臣很少去谈及真相，不管那一件事，只要自他们嘴中经过，早与真相无关了……
赵顼眼看争吵开始了，他立即挥手道：“去派人将王巨传来问话。”
你们什么人也不争了，让懂的人过来说。
而且王巨来京城快十天了，他还一次没有召见呢。
太监到了条例司，将王巨传了进来。
其实参朝最快活的就是宋朝大臣，别看汉唐是坐，那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自己腿上，不是跪也等于是跪，当然皇帝也是如此，大家彼此彼此。
明朝还好一点，先下跪，跪后再起来。清朝的最残忍，就这么一直跪着。只有宋朝不用跪，虽然撤了椅子，不过顶多就是站着，在议事时不用着重场合礼仪的情况下，大臣们仍能坐着与皇上说话。
因此王巨也就随意，举着牙笏上前道：“臣拜见陛下，参见诸公。”
没有什么吾皇万岁万万岁之类，只要前面说出来，后面就完蛋了，保证无数大臣弹劾你阿谀奉诚。
“王卿，你看一看，”赵顼让黄门将河北的灾报，递到王巨手中。
现在灾报上只说了五州军许多地区被黄河淹了，但没有统计出来具体的数据。
王巨看后一叹。
钱哪，国家要钱，他也要钱。
这次进京时，正准备那天赵顼单独召见时，提出请求，让朝廷先从国库里抽出一部分钱帛，制造部分器甲，先将郑白渠那几十营驻军武装起来呢，就出了这趟子事。
王巨看完后，让黄门将灾报重新交给赵顼，徐徐道：“陛下，论河灾河工，只说河灾河工。”
让我说可以，但得就事论事，不能过度解读，这一解读，那就麻烦了。
“你只说河。”赵顼道。
“臣先说一，二股合一这是必须的，二股合一，更加容易泛滥成灾，但纵任黄河二股入海，汛期时能起到分流之作用，然而在枯季河水更缓慢，实际北流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