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巨不是想骂范纯仁，即便骂了，也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含味。
如果在战与和上抬杠，王巨是能理解的，能想到深层次庆历战争失败原因的人并不多，甚至不愿意去想。想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那么看到的只是庆历战争给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静、和、安，在宋朝占据着主流。
然而大程只是棋子，范纯仁都想不到，难道不是白痴吗？
但王巨不管骂不骂范纯仁不要紧，也不管是否顺带着讥讽了程颢，主要他夹带的私货太多了，话外之音太多了。
他一番话说出后，有一部分官员更折服，但有一部分官员更反感。
这个无所谓了，因为太监传召，让他们进宫了，新世纪开始！
宰相在前，后面的官员按照各自品阶进殿。
章惇挪到后面，道：“子安，说得好啊。”
“子厚，不得己罢了。”
“大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时代。”
王巨微微一笑。
新世纪开始了，但未必是一个美好时代。
在这一刻，王巨忽然脑子变得无比的清醒。
所谓的权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决策、理事权。
就象宋朝的实职官与阶官，不管这两个官职有多大，真正做事的乃是差官。因此宋朝从赵匡义时起，就开始将权利再三架空重叠，包括差官制度。
差官制度是将理事权变成了临时制度，权利也就随之减缩。各部司权利架空重叠，也就是将决策、理事权扩大，相互掣肘。因此有了那么一点民主的范儿。
然而这样一来，政令自然不能通畅了，于是自条例司开始后，宋朝渐渐“简政”，简政不是向宰相身上集权，同样在向皇帝身上集权。这就要皇帝理政。皇帝不理政了，这些事务得有人决策，然后只能落到宰相头上，蔡京之流便出现了。
其次是人。
比如江宁知州是王安石的人。那么他肯定支持变法，自下往下梳理，江宁无形中就会成了王安石的地盘。不过在宋朝想通过这个人控制地方，同样很难。一是各路转运使与刑狱使只是一个承接机构，对各州军没有实际掌控权利。二是宋朝各州军数量太多了，三百多个，没有那一个宰相能掌控三百多个州军官员的能力。
于是宋朝前期除了赵匡胤时代的赵普外，再没有出现过超级权相。
但现在王安石为了变法，不得不“简政”，将权利划分清楚，各部司权利集中，包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如军器监，原来西府插手了。三司插手了，内藏库插手了，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然而除了地方那块，余下京城部分，自己将它们一起集中了。集中的好处，权利清楚，职责也清楚了，就能实现真正的问责制。可这样一来，掣肘的也少了。
军器监问题不大。它只是负责生产与贮藏武器的，然而放大到全国军国大政上呢？
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
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想变法，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给了更多的权利。赵顼又更加不放心，于是坚持“异论相搅”，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
这样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准备了吗？
诸位官员鱼贯入殿。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实际京官更多，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若是事关重大，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直接交给皇帝的，有，不过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如范仲淹问王曾，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后来忍无可忍了，吕夷简，我们同归于尽吧。
他不用上书，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说吕夷简收贿赂，结党营私。吕夷简说证据呢。王曾微微一笑，何必要证据。然后又将它放大到朝会上，导致蔡齐与宋绶二人在朝会上争吵。蔡挺王，宋挺吕。行了，有违朝仪，四个正副宰相全部下去！
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除了言臣外，罕在朝会上奏事。
就是害怕被“小臣”挟机火拼，以小换大，将自己换了下去。
因此往往大朝会，多是一种形式，大家走一下过场，便散朝，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
但这次大朝会有些例外。
大臣鱼贯而入，有几个大臣，特别是几个言臣准备参奏王巨的。
他们还没有说话呢，吕惠卿走了出来，举着牙笏说道：“陛下，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