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辛苦了。”王巨对着诸位海客拱了拱手说。
到了冬天，泉州港变得冷清。泉州主要是下南海的船，因此在这个时季，多借助季风离开港口南下了，要么就是那些需要保养的船上了船坞在保养。
只有少量船是跑倭国高丽那边的。
不过宋朝经济一直比较富庶，因此对木材需求大，以至开国宰相赵普都派人经营木材生意。所以经过王巨推动，许多船只又改成了密州港。毕竟那是在大海上拉木排，风险性很大，横跨的距离越长，事故也越多。最搞笑的是一个海商，派几艘船拉着木排，忽然大海风向转变，改成了东南方向的台风。结果未用一天，便强行刮到了辽国的营州。如果往南刮还好一点，大不了控制不了船，漂到海州，或者楚州，最终还会有办法将这些木排卸下的。然而漂到辽国那边，这个海商悲催了。
最后交了无数罚金，木排也丢下了，才将他的船放回去。
当然，那是突发事故，总的来说，平安抵港的概率在九成以上。只要平安抵港了，就会获取巨大的盈利。
这时代有很多聪明人的，随着密州港的繁荣，又有一些人发明了一种平底海船，不是很大，吃水浅，一般在一千料到两千料之间，然后从密州港再将木材装卸到这种平底船上，春天过后，再顺着季风，随潮水自济水入海口，再从五丈河直接抵达到京城。这又让五丈河忽然变得繁荣起来。
但泉州到了冬季，相对而言则变得更冷清了，除了少量名贵板材，余下的什么高丽、高丽秘色、高丽绢以及倭国刀扇的什么，那能占有多大的空间？
实际说白了，无论高丽的绢、青瓷，或倭国的刀扇，宋朝同样有之，还有许多比它们更出色，只是因为它们是外国货，所以好奇之下，才有了一定的销路。
但王巨也没有慢怠。
自从他来到泉州后，也将庆州的一部分政策带了过来。
比如简化等齐商税。
市舶司的抽解是十比一，王巨重新做了一个规订，从两万贯以上起步，超过两万贯的税率是百分之九，超过四万贯的，税率是百分之八，超过六万贯的，税率是百分之七，超过八万贯的，是百分之六，十万贯以上者全部是百分之五。不戒意互相并货，反正只要你们能凑出十万贯商货，不论是多少家，统统是百分之五。
用此诱导大家主动交税，而非是走私。
虽然走私不交税，可黑幕太多了，与庆州那边的私盐一样，需要贿赂官吏衙役，而且在海上卸货，潮来潮往，风来风去，十分危险。又产生了一些黑道性质的组织。官府屡禁不止。
现在变相地将税率降低一半，实际抽解达到了二十比一的时候，再走私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因此税率下降了，市舶司的税赋并没有下降，反而逐步上升。
商税还是庆州那个商税税率，商货越多，税率越轻，本州之内，只有一道过税，本州之外，只能征两道过税。但不管什么人，必须得交税。
最后一条会让一些豪强们很不高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王巨推动下，各项产业蓬勃发展，收益比以前多。
王巨又教导百姓养殖珍珠、海带、海虾，珍珠还未看到效益，不过海带与海虾看到效益了，泉州本来就是一个田少人多之地，每出来一项产业，就意味着养活更多的人。
因此这些豪强也就渐渐不作声了，不管怎么说，王巨确实是一个好官。
其实就是一个惯性问题，就象楚建中顶替王巨到了庆州，其实做得还好吧，而且也重视边防，夏人以为王巨走了，说不定能捡便宜，结果看到楚建中种种布置，又不敢对那段横山打主意了。
然而他不想扰民，结果呢，庆州不久故态复发。一些得利的商贾豪强们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惭愧。这样干，他们受益了，却愧对王巨当初的教诲了。至于其他人，那都不满了。再加上灾害到来，百姓一起反对。朝廷不得已，让范纯仁替代。范纯仁不错了吧，如果中间不是楚建中接了一下手，也许范纯仁锦上添花，会使庆州变得更好。然而现在楚建中又将庆州原还原了，范纯仁同样不想学习王巨那样，那就没有拨乱反正了。结果百姓还是失望，但现在种古也不在环州了，若在，恐怕也不会出现百姓为之跳河的局面。
这就是惯性的作用。
但王巨并没有推出那个发展基金，手中人才不够用了，虽然在培养更多的人才，可海外那摊子扩张的速度更快。其次王巨不想朝廷学习，推广到全国。
不然泉州发展的速度会更快。
另一个则是其他官员无法仿佼的，其他人那有那根大手指，因此学习范纯仁，反而说不定成了一名优秀的地方官，若是学习王巨，弄不好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此外，便是对海商的重视。
在他的组织下，渐渐海客抱成了团。
包括大食那边的海客，王巨也让他们联手，毕竟南海上有许多海盗，这些海盗比后世的海盗对海商威胁更大。
然后每支船队过来，王巨只要在州衙里，立即将各个船主请来，接风洗尘。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贸易对地方经济拉动太大了。
所以一个长者站出来一边敬酒，一边说：“当初明公初来泉州，大家听闻庆州百姓上百万民书，万众期盼，谁料到明公来到泉州，却有诸多举措，让百姓不安，始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