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很难的。”黄骅说。
“说行做难，但这倒不能怪陛下，如果站在陛下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做想？”
所以雍正干掉了年羹尧，与汉人无关，主要就是害怕年羹尧威胁到帝权。
一旦让赵顼产生这样的想法，不会干掉自己，但会冷落自己。这个结果可不是王巨想要的。
“应当还好，一千万拨下来了。”
“醇之兄，你又想错了。”王巨笑道：“非是一千万拨下来了，而是陛下本身就有进取之心，只是南方，特别是大理获利不大，所以兴趣不大。如果我用很少的钱帛将大理拿下来，陛下还是很喜欢的。这便是量力而行，朕不欲见富良江也的背后真相。至于这个一千万，是财政确实宽松了。前年我见陛下，询问国家积欠有没有偿还清楚。陛下说还有一点。”
“去年不大好啊。”
“去年当然不大好，有旱灾，还有战后那些牺牲军民的抚恤。不过今年财政就会好转了。”
若是赵顼不大手大脚地用，今年财政盈余会十分可怕的。
就算抛去自己在两广路用了一部分财政，还有各个差役的几百万贯薪酬，但相信仅是裁减官兵的兵饷，就足以将这两样弥补上了。也就是国家财政开支大约还是在一亿两千万左右。
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现在多半不是一亿八千多万，可能达到了一亿九千万。因为还有王巨带来的收入，如木棉司一年近六百万贯的收入……
以后只要没有大型灾害，没有大型战役，就会盈余那么多钱帛。所以在史上，五路伐夏失败，永乐城惨败，都没有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再说内库，虽然宗室子弟增加了，然而因为榷香收入，早超过了增加的宗室子弟支出。
应当从财政上，今年是赵顼睡得最踏实的一年。
这一条不仅王巨看出来了，其他重臣也看出来了。所以吴充与吕公著有意地亲近薛向。
因此史书载注了一句：向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然不能无病民，所上课间失实。时方尚功利，王安石从中主之，御史数有言，不听也，向以是益得展奋其业。至于论兵帝所，通畅明决，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其事公著甚久，公著亦稍亲之，议论亦颇相左右。
想像当年薛向被旧党们骂得有多惨哪？
但现在终于承认薛向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甚至也会军事了，所以论兵帝所，通畅明决，文俗吏得大用。
有时候王巨望着夜空痴痴地想，如果中国古今往来这些重要的大佬，能将内斗的不要脸精神，放来对付外国，那该多好哪？
当然，这同样有背景的。
王安石陆续推出市易法、保马法等变法后，薛向觉得不妥，由是与王安石产生争议，最后被王安石贬到定州做了知州。
王安石下去，吴充将薛向提拨上来。
但吴充不是为了策反薛向，而是利用薛向在经济上的善长，又正好国家积欠没有了，国库盈余越来越多，打算去掉变法中一些不好的现象。如市易法必然拿掉了，这也是薛向与王巨皆同样反对的变法。还有免役法中的那个宽剩钱拿掉了，那么百姓就能享受到免役法所带来的好处，又轻少了苛剥。还有青苗法能不能变通一下。这个养马法越来越不管用了，未见多少战马，反而将北方百姓坑苦了，连普通的马也是越来越贵。那么是不是也要拿掉？
应当吴充这么做，如果做成功了，那确实是一件好事。
即便以后战败，变法成了良政，司马光便没有将其全部推翻的土壤。宋朝最大的难关便渡过去。
而且快要说服赵顼了，就在这时候变故陡生。
元丰二年，元绛老了，请致仕，赵顼再三挽留。
会太学虞蕃上讼太学里有博士受贿，事连元绛之子元耆宁。于是御史至元宅，略略代天子责备元绛。元绛也不自辨，罢知亳州。赵顼便用蔡确替代元绛。
吴充正好说新法不便，稍去其甚者。究竟怎么去，吴充也没有想清楚，也就是略略去其危害稍大一点的新政。
应当算是理智的做法。
然而蔡确却说道：“曹参与萧何有隙，至代为相，一遵何约束。今陛下所自建立，岂容一人挟怨而坏之！”
吴充与王安石确实有很多矛盾，尽管他们是儿女亲家。
这样一歪楼，赵顼便多想了。而且他想灭西夏哪，灭西夏那就要举国战争，得花多少钱帛？
于是没有同意。
就是这一线……几个太学博士受贿——牵连到元耆宁——元绛被罢相，蔡确上台——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也未及时矫正变法中一些不好的地方，而且非仅是吴充主持，还有理财大师薛向在边上参考着矫正，至少薛向不算是旧党、保守派——然后变法继续，该敛财一文不少——王安石罢相后变法矛盾仍在继续激化——然后，都懂的……
ps：有些卡文，只一更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