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梁焘心中依然不平哪。
而且去了处州。他看到了一件事，让他心中更加不平。
彼岸承诺每年捐助十五万两金，或者相当于十五万两金的银子或相关财货，又挪出六个安居点，让朝廷派官员管理。朝廷为了嘉奖。默许彼岸迁徙百姓，于是彼岸又再度大肆迁徙百姓。
处州位于建州之北，建州再南下，哪里？泉州！
许多贫困百姓就顺着这条道，南下泉州，去了彼岸。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处州本来就是丘陵地带，人口越来越稠密。这不是后世，仅是越南那巴掌大的地方，就能养活近亿人口。现在的产粮有多低啦？这些赤贫百姓一起迁徙走了。反而能宽松处州的压力。
不过思考的角度不同，看法也就不同。虽然是宽松了处州人口与耕地压力，但这些赤贫百姓大规模迁徙，就伤害到了各个大主户的利益。最少他们不敢象以前那样苛刻佃户了。租子收得重，俺不租你家的地了，去彼岸！
梁焘做为一个旧派大臣，更看重这些主户乡绅，当然也会产生排斥。
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不提朝廷默许吧，以前宋朝就不禁止百姓流动的。难道梁焘冒天下之大不韪。学习唐朝的前期，强下命令，不让百姓外流？
然而越是束手无策，梁焘心中的仇恨就越深。
正好文彦博因为错杀张睦。贬知池州。
处州离杭州不算太远，而且他与文彦博还有书信往来，梁焘迅速得知。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希望富弼出面，劝说皇上，再怎么说。只是一个小商人，而文彦博做为三朝重臣，如何为了一个小商人，而“重贬”到池州呢。
确实梁焘是这么想的，士农工商，商人乃是最下贱的一个群体。
这个想法……当真如此！商人当中也有好人的，而一些大地主的做法，比商人更黑心！不过千百年来就是这种观念了，实际说起来宋朝还算是好的。
那么司马家怎么有人经商？如果这么问司马光，司马光准得抽人，俺们家族是有人经商，但是什么人在经商，而且他们敢凌架于士大夫之上吗！
同时梁焘又零零碎碎地说了许多王巨的坏话。
信未到富弼手中，富弼就已进京。直到富弼羞愧地回来，才收到梁焘的信。
开始时富弼也未多想，更没有回信，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这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重新点燃了富弼的不满。
朝廷又派李定来洛阳，调查那些随富弼进京乡绅的平时做为，其实相比于安焘所带来的乡绅，洛阳这群乡绅素质要高得多，有的乡绅在乡里名声还真的不错。
当然，这些乡绅都是有来头的，银行司是是非非不管了，可是朝廷要执行齐商税，让他们不乐意了，这才随富弼去了京城抗议。
然而以李定对旧党的仇恨，那是省怕事儿小了，不怕事儿大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于是在洛阳是真正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李定这种宁肯错杀千人，不愿放过一个的做法，让富弼终于又恼火起来。
再者就是耆老会。
王巨提议下诏拆散耆老会，有许多老家伙不愿意离开洛阳。
那怎么可以呢，你们不离开洛阳，继续象以前那样时不时来一个聚会，王巨在京城那就难受了。
因此给了李定一道命令，让他“劝说”这些耆老们，速速各回故里吧，省得到时候朝廷真的按照制度来，你们就难看了。
李定于是一个个找上门，到了他嘴中，说话就更难听。干嘛，还想继续聚集，结党成群，蛊惑民心？
这些耆老们一个个来到富家诉苦水。
富弼有什么办法？
不过富弼也开始反思了，于是发现了一件事。
与朱纯无关，现在几乎就没有一个人能想到陕州背后还有着内幕，都以为是安焘闹了乌龙，因为急吼吼地想打倒王巨，替文彦博打抱不平，所以未甄别这些乡绅的真面目。
不但安焘，包括自己这几个人在内，同样也没有注意，这才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然而王巨却立即注意到了，不注意到就没有后面安排了。
这不仅得要手中有着力量，还得有高明的智慧了，智慧是好听的说法，应当是心机。
后面的发展更是心机的表现，如果王巨真象富弼回到洛阳后的那么大度，知道这些乡绅的真面目，为何没有在富弼没有进京之前，暗中通知一下，再稍稍示好，那么富弼几人无疑会改观对王巨的想法，即便还是去了京城，稍稍说几句，大家各自有一个台阶下，此事不就完美解决了。
站在富弼角度确实是这么考虑的，然而不提这是王巨有意布下的计谋，就不是有意布置的计谋，他们这群人中有了司马光，王巨会不会想“完美解决”？
但王巨没有，相反的，他选择了最激进的做法，利用这个漏洞，将自己一行人软禁在驿馆，再利用这些高利贷乡绅的丑态，将自己这几位老臣一生的光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