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终于听懂了：“太保之意是一旦金银数量增加，绢交则不必与金银挂钩，也不必与铜币挂钩。”
“天觉。此言中的也。但有三个必要的前提，绢交必须得到大家信任，甚至比铜币还要信任，那时绢交才是成为唯一的‘真货币’之时，金银可以稍稍放开一点了。其次就是放开了金银，储蓄的本金金银数量必须是货币的一半。那怕金银价格严重下跌，这个本金是不能少的，否则绢交价值可能就会严重失控。绢交合理的数量是十文钱相当于九文到十一文之间，但这个比例能高于十一文，却不能低于九文，也就是宁缺勿滥，因为缺可以增印，但滥掉后，再也收不回来了。”
王巨请这几十名重要的行务使回京，说的就是这三条，但为何当着赵顼的面说，同样也是解释给赵顼与诸位宰相听的。
还有几个月，王巨就要去陕西了！
他在陕西只能建议了，却不能插手，更不能主导。
因此这些交待到用到之时，那要过很久了，不过现在就要说清楚。
大家都不懂啊，包括王巨，也不是很懂，只能说他见识要更长远一点罢了。
但这个见识很重要的，因此不仅讲给赵顼与几个宰相听，同时也将这些行务使请到京城，讲给他们听。这些行务使都是年青的官员，指不准以后谁就会主持银行司了。
王巨又详细地讲了许多他记忆中的金融知识，甚至还略略讲了股票与期货，不过对这两条，王巨是比较排斥的，尽管它们如果做得好，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房屋按揭，对此王巨持着中立看法，不过现在同样没有那个必要，本身还没有足够货币放贷呢。不过说了，是有备无患，一旦经济萎缩了，则可以推广房屋按揭，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
说完了，让张商英带着这几十名行务使退下。
老王说道：“子安，长见识了。”
“太保，绢交如此重要，银行司一旦选人不当，国家岂不危矣？”小赵佣忽然说道。
“殿下，中也。可是事有利弊，它利远大于弊，并且也是大势所趋。彼岸有许多土著用贝壳做货币，实际我们的老祖先也用贝壳做过货币。只是随着文明发展，才用金银与铜币做货币，便于商业发展。到了我朝，更是出现了交子。这个交子就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但因为是新事物，大家不懂。现在臣将它规范化，让其有信誉，正式成为先进的货币，进一步刺激商业发展，以使更多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但起先之时，必须要小心翼翼的，这与臣在南方时一样，虽拿下大理与交趾，但再三请求陛下，在六年之内，不得指望其收益，而将其财政税赋留下来，开发两路，直到两路发展起来。与我朝差距缩小，百姓也融合于我朝，才可以根据情况，朝廷抽调一部分税赋作为收益。事物不一样。性质却是一样。”
“再就是选择人，其实没有银行司，国家选人也要慎之又慎，仁宗之世，举世称誉。但实际庆历宋夏之战时。我朝远比现在更困苦，真正辰光好的时候乃是仁宗前期与仁宗中期，随后旱灾涝灾全部到来，幸得吕夷简为相，操持有术，我朝才没有出大乱子。仁宗中期首相是从贾昌朝开始一直持续到庞籍公，也包括文公第一次为首相，但文公第一任首相时，表现十分出色，同时还有君子们所讥讽的贾昌朝与陈执中等人。随后仁宗以富公与韩公为首相。庞公自太原回京述职，仁宗说，天下人皆认为朝廷得贤相。庞公说未得重位，无人恨之，故爱者多。但身为首相，如果为公，天下憎者必会比爱者多，或以公媚私，那么爱者还会多，只是会误了国事。果然。仁宗晚年，天下士大夫继续爱戴韩公与富公，然国家财政从那时就开始败坏。”
“父皇，贾昌朝与陈执中如何？”
“佣儿。两人操守略差，才能却很强。”赵顼答道。
“操守重要，还是才能重要？”
“殿下，”王巨在下面替赵顼回答道：“司马光曾说过一句话，德大于才，则是君子。能用之，才大于德，则是小人，不能用之。只说了一半，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其实吕夷简与陈执中、贾昌朝等人差不多，都是属于有才能，可操守略差的大臣。但为什么仁宗多次起用吕夷简？有才有德之人，那是最好不过了，然而这样的人大臣能有多少？即便范文正公，操守有了，才能还行，然而能否为首相？因此国家用人，实际是才大于德，只要有才华，那怕操守略缺，问题也不大。但有一条，不能有不诡之心，只要对国家忠心，虽操守欠缺犯了错误，国家可以将其贬一贬，用之警告，还可以再度起用。但有了操守，才能不足，绝对不能重用。就如臣的恩师，他的操守可以说无几人能及，为何臣不向陛下推荐？才能不足也。”
“这是我朝，还有唐朝，唐朝四大贤相，房杜姚唐，姚崇操守同样不行，私心重，心机深，还有那么一点虚伪，然为何列为四大贤相之一，才能弥补了！眼下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比如臣，操守比吕夷简姚崇更差，为何陛下还继续重用？因为这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国家可以容忍其操守略欠缺之，但不能容忍他不替国家效劳，或如现在的文公，有才能，甚至名气更有了，然而一心为私，却不想着国家，因此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