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巨没有停下脚步。又推广广告牌制度。
先从京城开始，在御街两边廊街的另一侧，或者州桥、大相国寺等繁华场所，让衙役屹立起一个个广告牌。并且置有遮雨棚，每一个牌位准备商家张贴巨大幅广告，根据人流量多寡，每一个广告牌每月收费从五十文到一贯之间。
不要问私人就没有办法张贴广告了，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宋朝商业发达。许多临街的房屋都打通开成邸店了，会不会让你张贴广告？或者自己立广告牌，但莫要忘记了，其实古代各城市也有专人管理拆迁违章建筑、卫生、巡逻、示警，有时候还派卫士掌管，比如左右金吾，其中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城管！
官府立广告牌没问题，但会不会让私人跑到御街上随便立广告牌。
而且它收费也不贵，宋朝也有许多原始的广告意识，比如树立旗幡吸引客人前来。
不点醒不知道，一点醒还是有人想尝试一下的。结果还真管用……
其实它的收费真的不高，只是胜在量多，整个宋朝三百多个府州军监，一千多个县，几千个繁华集镇，每一个城镇那怕收取一千贯，积沙聚塔之下，最后数量也会吓人了。
事实今年才推广，就收益了二十几万贯，明年一年全国收益达到了一百十几万贯，后年整涨到了两百余万贯。
两百余万贯，就是对于宋朝，那也是一笔不菲收入了，最少支付了一半以上对免役钱的补贴！
但惠政还没有结束，这道诏令下去，朝廷又拨出一千六百万贯，再度分给各州县，用于基础建设。
冬天到来。
司马光来到京城，献书了。
其实这本资治通鉴很早就著好了，但司马光一直未献上来，然而等时机，越等越没有希望。
这时献书，时机也不当，不过因为这个承包山陵滩涂湖泽，确实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纠纷，也许是唯一不是时机的时机了。
不过这本大部头史册，确实是一本了不起的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册。
史书本来就很重要，不仅是以史为鉴，它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就象印度，它不是没有历史，然而没有相关的史册，再加上西方诸国的不断入侵，所以文明中断。
在古代，对修史就那更重视了。
而且司马光也老了，赵顼便亲自接见了司马光。
司马光趁机说了几件事，第一就是银行司。银行司执行了两年多，赞扬的远超过反对的，确实有效果，而且若没有银行司，王巨如何推行种种惠民政策。
不过软毛求疵了，还能找到其缺陷的，那就是亏本的商人。这种低息下亏本，真的与朝廷无关。不过做生意总的是有赚有赔的，并且赚的人比赔的人多，特别王巨对于大额贷款派专人跟进后，使亏本的商人进一步地减少。即便赔本，如果赔得不多，还是能尝还的。但有极少数不但赔本了。而且赔得一无所有。这个就无奈了，银行司明为朝廷部司，也是在做生意，于是查没其房宅田地作坊。再将其卖掉，以收回贷款。
其实走到这一步的商贾并不多，银行司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便卖掉其抵押的房宅田地，多半还不能将本金收回来。
但在司马光收集下。十几起因为银行司卖掉其房地导致一家人生活格外凄惨的事例，便收集上来，然后一一举列说了出来。
章惇很恼火，说：“司马公，今年银行司放贷超过了两亿贯，你只举出这十几例，如果这些钱贷落在高利贷商贾手中，会出现多少倾家荡产的现象？”
“章子厚，你没有资格进言，试问你的子女在两浙路做了什么。”
指章惇在交趾路时。他的儿子强行用低价收购了昆山某户许多良田，最后事发，朝廷不便将章惇调回，但将章惇许多职官拿掉了。
章惇脸臊得痛红，王巨冲他暗中打了一个手势，让章惇不作声，且看司马光如何借着献书之功的表演。
然后王巨又翻开着这本新资治，看了几段，心想，私货真多啊。
不要小看了这些史册的影响。就象商鞅，其实真的不错，然而因为司马迁的一本史记，商鞅便成了千古之奸雄！
但王巨也无所谓。不仅他在宋朝带来的变化，还有彼岸，如果彼岸现在依然只有几十万百姓，那翻不起大浪的，但渐渐逼近千万百姓，一百多万户。想一想唐朝从两百多万户到天宝近亿人口，用了多长时间。
这番功绩，岂是一本史书能抹黑的？
司马光又说，或如广告牌，看上去民不加赋而国自用，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贾乃是一群见利忘义之辈，现在朝廷主要替商贾宣传，成何体统？或者就象王安石那样，雇**卖酒，必成为千古笑谈，大宋之耻辱。
再到山陵滩涂湖泽，朝廷为了赚取那百分之五的税赋，让天下骚然，臣著史册，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故事？
王巨放下这本史册，问：“这些政策不好，那依司马公之见，当如何之？”
“二十年不兴兵也，国家自然富强。”
“先帝时，我朝对西夏十分尊敬，为何西夏派大军讨伐我朝？”
“如果不是引伴使高宜无故拘押西夏使者吴宗，西夏如何讨伐我朝？”
“你是说吴宗来到顺天门外，按例要去垂拱殿拜见先帝，吴宗拒不见，高宜一怒之下，才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