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倭国呢，实际倭国人种构成同样复杂，但只有一个大和民族了。基本上也就没有民族问题了。
其次是制宜。
天朝在386手中外交开始变软，宋化，官员腐败严重。到了486，又有了房地产经济。
但也不能说两个大长老不好。人无完人，谁能做到完美呢？再说，虽然形成了一些弊病，太穷了，迫不得己，虽屈辱了一点。却赢来了发展的空间与时间，经济在迅速增涨着。没有良好的经济，谈什么军事大发展？
可这些弊病在加深了，而且各个企业自己也不争气，除了海尔华为等极个别企业外，余下的只知道赚取人口红利或者利用所谓的民族品牌骗老百姓的钱，但拨了多少资金用于技术研发？
并且还不止，比如光伏产业，其实制造太极能电板同样会产生极大的污染，为何欧洲会打压之？
因为它有光明的前景，所以要将这一行产业在中国的技术发展，扼杀在萌芽中。或者稍有一个好的民族品牌，立即就被外资收购去了。
所以看似的经济繁荣，实际有许多内困外围之危机。
因此新的大长老即位，开始打击腐败了，又拨两千亿发展发动机技术。
这就叫因时制宜，不断地调节。
但在王巨眼里，这做得还不够。
不是机床不够先进吧，那么再拨两千亿。不是芯片技术不行吗，也能拨两千亿，没有光刻机，再砸两千亿。
虽然会烧掉很多钱，但这些产业一旦技术飞跃，会拉动多少产业得以技术进步？
然后再对那些着重研发技术的企业进行强力保护。
这才是经济能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而非是什么房地产……
天朝不能拿出来举例了，但前面一些朝代也有类似的事例，只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
章惇说道：“它就是太保所说的穿衣论？”
“正是，但它比穿衣服更复杂，天冷了，大家都知道添加衣服，天热了，大家都知道减少衣服。然而放在一个国家，想透过种种迷雾与争议，找到正确的调节之路，却是很难很难。”
“不过有的还是能看到的，比如国家经济，陛下即位之初，财政困难，不得己，介甫公敛财充塞国库，但现在国库渐渐充盈，又增加了新的财源，因此我不断地宽赋。然而没有介甫公将国库充盈，我又何德何能进行种种宽赋之举？这也是一种调节。”
“人口膨胀，耕地紧张，会加剧兼并发生，国家就必须用一些政策控制兼并蔓延，这也是一种调节。”
“但还有的，我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找不到化解之路，比如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不供养不可能，但供养之。几十年后恐怕连内库的收入也承担不了。可我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办法。
儿孙自有儿孙福了，比如未来的彼岸，若是王巨子孙多了怎么办，三脉各留一人担当那个名义上的国主。余下的人自己谋生去吧。
但王巨敢说出来么？
苏辙问：“这么说，介甫公变法是对的了？”
王巨没有回答这个敏感的话题，而是说道：“介甫公实际不能称为变法，而是改革，何谓祖宗家法。齐人宽民，有限度的节制武将之权，这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就象章子厚所说的，无论冬天穿厚衣，夏天穿薄衣，必须穿衣服。衣是法，变的只是衣服的多少厚薄。如果说介甫公是变法，那么祖宗家法那就不叫法，而是为道，大宋的治国之道！”
也就是王安石与王巨所做的。并不是真正违反了所谓的祖宗家法，还是调节，只是调节的幅度比较大罢了。
算不算诡辨呢？
有的大臣在沉思。
但王巨又说了一句：“诸公，临近三月，五月端午过后，我就要去陕西了，因此现在我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这么快？”蔡卞讶然。
“我说过六年，三年京城，三年西北。我非君子，但同样一言，驷马难追！三年时间快到了……”
…………
“范公，此子执政后。天下再次纷纷嚷嚷，但与王安石不同，此子颇会收买人心，危害更大。”程颐说道。
他指的纷纷嚷嚷，正是山陵滩涂湖泽的承包制度。
只要它在执行着，争议声与不满声就会继续着。
除非两条。王巨执政十年，能承包的山陵滩涂湖泽差不多都承包下去了，大家也接受了现状，争议声也就自然消失了。可王巨那可能执政十年？
或者强行委派官员整理所有无主的山陵滩涂湖泽，不管有没有实际的主人，只要不在各县的田册上，都是无主之地，全部整理出来，承包给百姓。且不说这么做，会引起多大的抗议，同样时间也来不及了。
总之，它是一个半吊子的变法。
不过王巨也未指望过能全面执行下去，就象唐朝的均田制，能执行多少就是多少吧。
但与王安石不同，王巨虽然用了一些严厉的处罚来保障各条措施的落实，不过也有恩的一面。
比如银行司的分红，对利民监的一再让利，其实就是一种拉拢分化。
还有去年的三千万，这个三千万也算是一种红利，但这个三千万采办主要就是放在了北方。
北方才是各个豪强势力的范围，但为何放在北方，这也是一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