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地方钱粮之数，县报于府，府报于行中书省，行中书省报户部，合数而定。于是，每年行中书省相关官员携府、州、县的书吏一同到京师，会同户部官员一起核计。
由于财政收支、钱粮征纳、军费支付等项目繁多，难免出错。遇到收支不符，或数字错讹，户部就予驳回，重造书册。
而行省距南京，远者六七千里，近者千里左右。若携带书册回行省重造、加盖印信，往返一次也费一月或数月。为应付户部官员的挑剔和出现差错后及时补救，凡行省相关人员等入南京与户部核计时，都带上盖过有司印信的空白文册，以便备用。
如此做法，书吏们习以为常，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但是这件事却不知道怎么被皇帝知道的清清楚楚，朱元璋觉得这种做法是“欺罔之举”，大发雷霆，且下令严惩不贷。
尽管有湖广按察佥事郑士利上书，详述空印书册的来龙去脉，晓以利害，仍无济于事，反被朱元璋贬斥，发配到江浦。从而，制造了史称空印案的一个案例。
洪武八年，唐门从江南派人发来消息，说是皇帝已经注意到这个状况，所以派遣他们一众暗卫在江南明察暗访，倒是也没有忘记庞煌正在做地方官的老部下，专门找人过来提醒一声，免得城门时殃及池鱼，到时候大水冲了龙王庙，皇帝整到自己女婿头上，那面子上就不太好看了。
更何况去年，对于这个稍微懂一些历史就知道典型的案例，庞煌怎么能不小心翼翼呢？
从就任北平知府之初，就严格的控制所属州县的财务奏报制度，特别对于各州县主官，强调之后再强调，他印象中，朱元璋在空印案中杀的最多的，除了主官财务的书吏之外，那就是掌印官了。
而掌印官，偏偏基本上全都是各县的主官，比如知县、知州等等，第一是没有多余的钱养闲人，第二，官印就代表着一个官员的身份，也舍不得交给别人保管，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印在官在，印去无官。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保管着比较放心一些。
那么可以推断出，因为空印案，朱元璋主要杀的人，就是各府州县的主官，还有负责财务的书吏。
有了这种推断之后，庞煌就严格控制自己所属州县的官员，关于钱粮数字的必须要jing确，而且在他坐稳了知府的职位之后，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各县三班六房的户房的人，基本上都调换成从清华义学数班毕业的学生。
这样以来，庞煌就能有效的控制并随时知道各州县的钱粮准确数字，而每年去南京户部核查数字的时候，北平府总是要跟着一支马队，若是万一出现数字不符的现象，由马队人员星夜赶回北平重新加印，一切费用由官府开支，这虽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相对于丢掉几条人命而言，那是轻的多。
在这样谋划之下，北平府成了全大明个府州几乎是唯一没有受到牵连的地方，全府七县四州无一人获罪，保存了北平布政司的一些脸面。
但是到了十月，事情发生了扭转xing的变化，就算北平布政司存在着像是北平府这样的模范府，但是也没有保护到布政使张大人的官位，北平布政司连同布政使张鼎在内，共计有二十余人受到了牵连。
庞煌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朱元璋好像是有选择xing的发起空印案的。听唐门说，皇帝在洪武七年就偶尔发现了这个现象，让他们开始重视，在洪武八年已经是龙颜大怒，但是为什么等到洪武九年，刚刚纳粮结束，就爆发了这次空印案呢？
而且就算是庞煌也认为这不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事情，大明交通条件差，少则几百里，躲着六七千里的路程，往返一趟，需要花费多大的jing力，还要浪费朝廷的各项支出，庞煌总觉得有些抓小放大的感觉。
在邸报中，刊登了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申辩：
其一，官方文书的效力产生在于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章，是无法随意挪做贪赃枉法之用的。
其二，所有申报的钱粮确切数目必须要从县、府、省一直到户部，层层往上确认符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确切的数字，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册，也势必会耽误时间，故“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刻意欺君瞒上之事。
其三，在空印案发生之前一直没有明确立法禁止，而今诛杀这些官员并没有法律依据。
其四，官员是需要数十年才得以培养造就的人才，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
对于这个庞煌深以为然，但是个别始终拗不过大腿，皇帝说查，那肯定要查的，而且彻查到底。
但是并没有历史中所说的那样，因为空印案死了几万人，按照各期邸报上的统计，被抓起来的人数其实也不过数百人。且在这数百人中还有大部份是被充军而非处死。
所以真正因为空印案而被杀的人也不过百十人而已，其余论罪充军的人，按照南来北往的原则，就是南方的官员充军到北方，北方的官员充军到南方，反而让北平获益不少，收拢了近百人的官吏，这些官吏大部分都是南方主官中的副职，先不说真的有罪没有，才能肯定是有有些的。
庞煌命密云、昌平等地妥善安置，并不拿他们当罪犯看，反而给了一些优待，以后说不定有用的着的地方。
总之来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