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意外会是这样的结果，太子朱标对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几个人能逃得性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什么时间，父皇变得如此好说话，如此多愁善感了呢？朱标有些想不明白。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个礼，然后说道：“父皇请息怒，儿臣觉得，此事是他们咎由自取，万千大明子民还是遵纪守法，听从父皇诏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许是朕错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朕给这些刁民天大的权利，他们偏偏要用在旁门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错了，但是朕该怎么做，才能算是对呢？”朱元璋喃喃自语，太子朱标心里恻然，不敢回应，仔细问问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无解的。也可以说是不用去理解的，只是一个片面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父皇看的如此严重呢？
按说朱元璋以一介农夫，出身草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了，关于治国之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饱学之士提出见解，一直到了几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落后了六百年的洪武大明呢？
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太子朱标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通政司的人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穷苦的百姓，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太子朱标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标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父皇，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