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庞煌作为曾经宗人府的宗正。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庞煌考虑良久。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庞煌总结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儒家诸人虽然大都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lún_lǐ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儒家诸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儒家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庞煌拜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已经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拜见当今的洪武皇帝。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