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这样揣测着庞煌的心思，但是他却是不知道。庞煌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在另一个时空穿越之前，庞煌只是一个做业务的小职员，穿越之后虽然成了驸马，参与了国家大事，这个差距也太大了。而这个差距远远不是比别人了解的历史知识多所能弥补的。这可是一个业务员和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差距。
自从国家稳定下来。他以为自己制止了很多杀戮之后，庞煌就有些失去了方向，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他看着大明一天一天的强大，国库一天比一天的充足，而灾害也在逐年减少着。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但在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上卡了壳。如今最轻松的办法无疑是让朱元璋传位于太子，那样的话他几乎可以不操心。只要一心一意的抓紧太子朱标的心思就行了。
但是要真的是太子朱标登基，那么大明无疑就会陷入了一个循环，每一个历史上的盛世就代表着开始衰落，朱元璋所创造出的条件太好了，稳固的海疆、西方的不断扩张、内阁制度的不断完善、宗人府的日益壮大。还有就是农业的稳定增收是一个国家和平的保证。
一代不如一代，这正是庞煌所担心的，也是朱元璋正在担心的。
从锦衣卫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显示着儒家的分裂和复古儒学的筹谋复辟。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在朱元璋得到锦衣卫奏报的同时，身为锦衣卫创始人之一的庞煌同样也得到了消息，永嘉学派不甘心已经到手的果实受到威胁，当然也筹谋着开始反击。
当然这一切也隐瞒不住以解缙为首的支持燕王一系，看到了燕王一系开始动作，早有晋王朱棡一系也沉不住气，也参与了进来……。
想起这一切，朱元璋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皇帝果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的。本来抑制了藩王发展，避免了藩镇之乱，又要把军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各都司的指挥使，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只有提名权，任命由皇帝亲自签署。各种条件都注定了指挥使对于皇帝的效忠，而调遣军队的虎符也有皇帝亲自掌管。
本来军权在握，朱元璋想放任一下大臣们去自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权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元璋贯彻总的精神是“改严为宽”。特别是启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为首届内阁成员，不仅大明由宽仁的朱元璋自己当政，而且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朱元璋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缓和所谓靖难之后的所产生的民怨。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有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对于安定民心方面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元璋在制定的“宽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标以后，在方孝孺的“君职论”和“民本仁政论”等思想指导下，营造起一个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创造出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为了让这个氛围达到最佳，朱元璋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几个他所倚重的大臣，让他们自行商议处理，放手给臣下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而作为皇帝，只是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
六科给事中原来是朱元璋在大明监察机制的设计上有所创新，他在历代传统的监督百官机构都察院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套监察机制，即六科给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对百官都不放心，让御史监察百官，让品级很低的给事中去监察御史在内的百官，他自己则可乾纲独断了。
朱元璋尽量的去宽解臣属们的心，在后来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这不是仅仅改个名，他还对它的功能作了新规定，左右拾遗不再以监察百官为其主要工作范围，而是叫他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
执政三十余年来，除了军权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元璋那种武夫式的专制、独裁和霸道政策执行到底，但是也增加了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方面。庞煌觉得朱元璋作的已经不错了。
在内阁初建时，为了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元璋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皇帝，尹昌隆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这样的：“想当年高皇帝听到鸡叫声就起床，天还没有完全亮就临朝；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为如此勤政，大明才会成就斐然，国泰民安。陛下您继承大统，应该以太祖皇帝为榜样，兢兢业业，时刻心系国家大事与政务。而今却安于枕边之乐，时辰已经很晚了，却还没有到大殿上来临朝。大臣们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旷职废业，上下懈弛。一旦传开出去，尤其给那些四周的夷蛮所知了，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