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苏州就不一样，其城池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星罗棋布。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府城内河凡三横四直”，四通八达的水道也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从宋代开始，苏州的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商铺二百三十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五十余个，这些有利的因素足以说明，苏州天生就是一个商业的城池，发展农业只能限制它，而非壮大它。
事实上这一切已经过这漫长六十年做出证明，当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土地上，人力、物力、财力都被土地所束缚，而在人数不断的增长的情况下，想要更高的享受，唯有拥有更多的土地，以便于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的财富，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土地迅速被富户、大户、地主豪门所兼并，而失去土地的百姓因依附土地，不得不投其门下做了佃户，反过来地主豪门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除了压榨百姓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年月好尚且能活下去，一旦年月不好，一年的辛苦可能付之东流，从而做了亏本的买卖，所以许多名其曰是地主豪门，日子过得并非书中描叙的那般富丽堂皇，倒不是说他们不想，实则在土地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财富供他们去挥霍，去浪费，地主豪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寻常百姓。
让一个本是适合商业的都城，却发展农业其本身就是一大错误，好在这错误错的并非不可挽回，无论是农业如何束缚苏州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凭着过人的见识，从土地的束缚中跳了出来，为苏州的商业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是他们让苏州，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都在延续，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却不断委琐，他们靠着过人的智慧，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宣德初年，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不仅如此，面对农业的束缚，他们懂得改稻为桑，该做耕种法子，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从中谋取商业的发展，所幸经过他们不屑的努力，苏州的商业的大致框架还在，如今所缺的，便是一个引领他们走上正确道路的人，而这个人或许就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或许不是，这一点徐朗自问不能看明白，但有一点他深信不疑，那就是苏州不能在这么贫穷下去了，必须做出改变，既然能让百姓从土地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大的财富，既然商业能让苏州比美汴京城，那为何不变呢，洪武给大明定下的规矩，规矩不能说不好，可终究是太过死板，每一户都有固定的不可轻易改变的户籍，主要是民户，要缴田税，要服差役。其次是军户，要服军役，当兵是为国家服特殊的差役，还有负责屯田。三为灶户，负责煮盐缴盐税。其它的还有医户、匠户、渔户等等。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职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一直维持下去。民户之上有里甲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军户之上有卫所。灶户有盐场。官府收税，以民户为例，只要在每个县按照户口数、田地等则（田地质量、收成）确定每年应上缴的夏秋粮食，记到黄册里。每隔十年再清查一次，重新造册。只要地方官员用心，百姓听话，辛苦耕耘，朝廷才有收入，才才能稳定。
可这天下是要变化的，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天灾人祸，富贵之人仗着权利，仗着财富、仗着手段侵吞百姓的田地，他们不交税，不种田，可他们终日锦衣玉食，百姓日日劳作，却是一日贫困，朝廷因收不到赋税，国库空虚，巨大的贫富差距，早已让这个国家矛盾丛生，变未必会好，但不变一定会死！“徐朗呢喃了几句，眉宇间似多了几分果敢，缓缓扭头看了一眼杨峥，道：”大人志在解脱土地对百姓的束缚，目的是发展苏州的商业，而据在下所知，宋代商业空前发达，其基础便是建在农业之上，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一百七十九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不仅如此，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种种迹象表面，宋代商业固然有他的独到之处，可商业的发展还是立足于农业的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