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这一次你死我活,何建兴便是再蠢,也清楚他已彻底得罪了太子、解缙人等,更知道,自己已是自绝于清议,至少在这金陵,他已成了过街老鼠。
但凡如此,既没有卖乖讨好的可能,那么也唯有破罐子破摔了。
何建兴知道自己能在这尚书的位置上是依靠什么力量,知道也懂的自己理应做什么,该怎么做,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乎,他走马上任,立即便开始力排众议,预备迁徙人口了。正因为此事,古朴才完蛋,这户部之中,何建兴这代任的尚书既然决心将此事做下去,那么,谁敢反对?
一场浩浩荡荡的迁民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江西、闽粤、云贵各省的民户本就都是在册的,不过在册的民户,何建兴并不打算动,他的目的却是在逃户上头。
洪武开始,大明实施的乃是极为严格的黄册制度,所有人都必须编入户籍,从民户到乐户、兵户乃至于医户、匠户等等,划分之细,可谓前所未有。
只不过制度是制度,可是由于户籍森严,有许多严苛的要求,如此一来,反而导致逃户人渐多了起来。
这其中,在福建、两广、云贵等地最是严重,因为那儿本就是人多地少,土地亦是贫瘠,若是按照朝廷的规定,一旦粮食减产,怕大家早就饿死了,为了不饿死,只能逾越自己的户籍,去做一些别的营生,又或者,直接流窜出去。
逃户和流民,也就出现,在江西、两湖和江浙一带,这种事其实并不多,大抵是因为这儿较为富庶,朝廷的管制也更为严格,而其他地方,问题却是极为严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逃户背后,却有一条至上而下的利益链条。
这其实就是整个大明王朝的缩影,朝廷严令禁止的事,反而就成了士绅集团们谋取利益的手段,就如逃户,往往收容逃户最多的,却是这些士绅,理由嘛,无非只有一个,就是逃户从乡中逃荒出来,走投无路,寻常人家,哪里敢收留,毕竟一不小心,就可能遭来灭顶之灾,可是士绅们却是不同,他们在官府有关系,不怕有人刁难,而对他们来说,逃户往往比民户雇佣起来价格更低,只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便可让他们乖乖给你做活,反正他们也无处可去,即便是随意打骂、凌辱,甚至是打死,也没什么关系。
因而逃户问题,说穿了就是士绅的问题,同样一个道理,朝廷严禁出海,士绅们则因为有特权,便可以出海,别人都出不得,偏偏自己能疏通关系,便达到了垄断的目的。再有行商,大明朝对商贾极为不友善,一般的人家,行商几乎等同于找死,随便得罪了一个县中小吏,都可能让你家破人亡。士绅却不同,他们往往退居幕后,抬出个人物出来做买卖,他们提供关系,台前的人为他们积攒财富,有了关系,才能保证挣来的钱财不会被人抢夺,不会随意被沿途关卡吃拿卡要,因而在这朝堂之上,哪一个大臣的背后没有那么一个商号,这些商号看似和他们无关,可是走南闯北,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的关系,谁敢刁难。
这也多亏了洪武他老人家,因为种种的金陵,却等同于给这些可以无视禁令的人一个垄断的发财捷径。其实他们未必就是贱商,因为他们的小舅子、三外甥和七舅老爷们,多半都在经营着商号,每年将大把大把的银钱送进他们的府上,他们贱商,贱的只是平民的商贾,是以谅山为首的一批商人,而绝非歧视官商。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并非支持禁海,他们禁的只是寻常下海贩货的百姓,因为禁了他们,自己有本事疏通关节,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代理人将货物送到天下各处,也正因为这样的垄断,同样一匹丝绸,可以获得数十上百倍的利润。
逃户大抵也是如此,对于逃户,他们自是口诛笔伐,恨不得将这些无视朝廷法令的刁民个个剥皮充草,可是话又说回来,收留逃户最多的,怕就是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了,其实这并不矛盾,逃户可以逃,别人却不能收留,若是人人可以收留,逃户们有了去处,自然而然也就有了议价的资本,可是逃户别人不能收留,想要活命,想要不被官府捉拿,就只能进我的门,那么自然而然,逃户在他们眼里,便形同了畜生,甚至价值比畜生还要低廉,足以供他们盘剥。
所以何建兴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人口,可是要清查人口,却并不容易,毕竟地方官吏,大多与士绅是穿一条裤子,再如何下批文去,人家怕也只是敷衍了事。
既然如此,那么就唯有釜底抽薪了,户部这儿拟了一个章程,宫中已经批了,就是所有的逃户和流民,但凡是愿意出来投案的,都可以重新编为民户,不只如此,还拨给一定的钱粮,使其前去暹罗开垦,沿途关卡,决不能为难,若有人检举,则彻查到底。
其实公文的效用有多大,也只有天知道,因为地方上的官吏和士绅,也绝不会是省油的灯,上又政策下有对策,这本就是几千年的顽疾,户部能有几个人,而且都在金陵,山高皇帝远,你能奈何?
大家本来以为,这只是一阵风而已,只要下头不乱,就不会有什么差错。
就比如那些逃户,这些人愚蠢不堪,怎么会晓得自动投案的好处,毕竟舆论是掌握在老爷们手里的,老爷们说投案不好,谁有这个胆子。
可是老爷们似乎忘了,谅山的会门们得到了这份旨意,顿时一炸开了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