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突然的枪战，顾不上是否有人混入混乱的旅客，更顾不上其他房间的搜查，当崔四清带人冲进房间却只发现三具尸体，这让崔四清的情绪跌落到低谷。
自从**开始围剿张徐所部红军，力行社就广布眼线，其中就不乏打入红军内部的情报人员。这次红军主力撤走后，留下的余部分散游击，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已经不可能，小规模的**进剿，费时费力，还没有效果，靠保安团进山围剿更不可能。
**当中老爷官多，吃不了翻山越岭，穿林涉水，餐风露宿的苦。这就和剿匪一个道理，除了往里填人命外，就是给军队向地方要钱要粮的借口。崔四清认定，最好的方法就是经济封锁。一年四季的粮食，食盐，冬天的布匹等物品，是人生存的最起码需求，不可能完全就地解决。控制这些东西的流向，最终能让共党的那些人铤而走险，寻求解决生活必需品的途径。那么力行社的机会就来了。如果能抓住活口，顺藤摸瓜，牵出潜伏在南河县城的共党分子，对于剿灭共党游击队助益多多。
扎好的口袋，竟然还让对手逃走了四人之多，崔四清很想归咎于情报的不准确，但力行社干的是搜集情报的活，这种可能性相当小。如果这次能全歼七人，也算小功一件，至少断了游击队的商路，要重新组织商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现在却事与愿违，崔四清只得强自打起精神，清扫战场。保安营的人死了三个，受伤五个，自己的手下死了俩个，崔四清除了不忿，窝火，就是对对手的敬服。
信念让人勘破生死。让人向死而生。
没有面向死亡正视死亡的勇气，这样的生就是苟活，是毫无意义的行尸走肉。
崔四清正是这一点，而蔑视**的生，因为还有信念永生这一更高的盼望。正是因为有这一盼望，他可以超越**的辖制，而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这样的生才是真正的生，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怕**的死亡，正是因为他们对信念的坚持远远超过了对**生存的渴望，他们才能无所畏惧。信念可以传承。从而得以永生，无论是道家向道求真，还是佛家向佛求心，都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才能坚守自己的本心，舍弃早晚都要飞灰湮灭的短暂的**生命。
崔四清近几年和红军接触不少，事实上那些人也不是像党国宣传那样。他们当中有很多还是读书人，其中不乏崔四清的同学。悲情的苦难历史，让他们同样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超越生死，只为信念而活。崔四清和他们只不过认识不同，信念各异，最终走向对立。
崔四清对西方民主从来嗤之以鼻。民主自由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在中华几千年的一元化文化背景下，历代王朝统治者出于愚民政策的考虑，几乎九成的人口是文盲，几乎处于一种未开化的愚昧时期。民众若没有自己的独立心智。没有相应的素质，人云亦云，甚至为一己之私而任意曲解。民主自由就是一种奢谈。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其实与无政府主义没什么差别，而在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也就意味着灾难。
如果有可能，崔四清宁愿去当教书先生。民主和文明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一个评判标准。不同的主张，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前提是对国家是否有利。要达到这个认识水平，最首要的是接受教育。
崔四清骨子里没有那么多主义，要说信奉，那也是国家主义。现在人的思想那么混乱，谁能说得上谁对谁错？国泰民安，才能谈得上民富国强，见识包容，才能谈得上民主自由。现在谈教育就显得太过于苍白无力，空谈误国。
国家得维持一个正统，否则得话，没有一个规矩，那就只能各爱各妈，破而后立。
崔四清心里暗自叹了口气，后续麻烦只能尽人力而听天，尽心报效国家就成了。
范勇听到枪声，第一感觉很不爽。好不容易依照联络暗记找到夜猫子和骚公鸡，却怎么也找不到范勇和跳蚤，黑灯瞎火，不妙的惊厥萦绕在范勇心头。第二天，找到昨晚枪声响起的地方，一帮警察正在处理尸体两具。这种事情，警局直接归咎于会道门的私下恩怨，没有追查下去，即便追查下去，查明事情真相，也是一个不了了之之局。
边上稀稀落落有几个好事者观看，范勇顾不上嫌疑，走近一看，其中一人很陌生，另一个是范青。
范青脸上还残存着扭曲的痛苦，想必不是直接死于枪下，而是受了枪伤后，无力逃逸，死于天寒地冻。
范青虽然不是范勇的亲弟兄，却是房族。悲从心来，范勇想起兄弟俩干土匪这一行的由来，后悔的同时，复仇之念迅速占满头脑。
当年范勇范青和另俩人在村里关系很铁，交情很深，出外做工都是一起。常年劳作，四人除了受尽屈辱，却改变不了家里的生活。范勇起了歹念，力邀三人戕害了一个牛贩子，抢走了那人身上的几十个大洋。此后，四人跑帮，打劫落单商客。收入颇丰，四人彷如抽了鸦片似的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干起了业余土匪的行当。再此后，范勇被梁靖收服，专事为梁靖踩盘子活儿。有了靠山，摸排情报，顺便给人打工，安全系数成几何数字飙升，四人也就失去了打劫兴头。
现在范青出了事故，范勇首先是自责，后悔，接着就被复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