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商毅离开南京之后，南京城内的秩序和运转一直都很好，內阁成员都在尽心尽责的操持着国政，后宫由林凤舞主持，也十分安宁。
而帝国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国会，也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操持之下，也在有条不紊的建设中。各地的议员都己经选拔出来，赶到了南京汇集,正在进行最后的陪训，让他们知道国会的制度、秩序，怎样行使议员的权力等等。
当然按中国的规矩，国会成立，必须要有一篇宣言誓文一类的东西，以证明国会成立的必要性，而这个任务自然也落到了黄宗羲的头上，黄宗羲当然不会推辞，因此也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其中开篇写道：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然今之中国，其意不在此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公其非是出於国会。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国会，为设国会之意始备也。
这一段话中，有不少是商毅比较熟悉的句子，都是出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后面还有不少，如黄宗羲在说明议员的责任时, 也写道：故我之出仕议员，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於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许也，况於杀其身乎！也是出于［明夷待访录］里面。
在另一时空里，虽然［明夷待访录］书成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初，离现在还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时候，也基本成型，大致的原稿都己写出来了。不过和另一时空相比，本时空的黄宗羲一来是公务事情大量増加，写书做学问的时间减少了许多，［明夷待访录］的进度也慢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商毅的大力推崇，欧州的人文、自由、理性、民主等思想都大量传入了中国，也对黄宗羲起了不小的影响，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吸收，当然也影响到［明夷待访录］的成书。因此现在只完成了四五篇手稿。只是在一些朋友之间传阅，并没有公开。而这次为国会写宣言，黄宗羲也引用了不少手槁里的原文。
写成之后，黄宗羲也交给内阁过目，王夫之、李岩等人对这篇［国会宣言］也极为赞赏，因为他们经常和商毅交流讨论国会的事情，非常理解商毅一定要成立国会的用意，认为这篇［国会宣言］非常明确而完全表达了成立国会的目地，因此也在政府內部传阅。
但就是这一传阅，出了大问题。因为现在帝国政府的官员数量大増，相应的培养却不能完全跟上，也是有些稂莠不齐，投机份孑也混进来不少，另外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明白商毅成立国会的意图，尽管政府在成立国会的文件中介绍过国会的性质，只是官面文章做得虽好，但还看怎么来理解。
有不少官员的理解是，国会是商毅用来削减內阁权力，达成朝廷势力平衡的工具。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理解也不能算错，三权分立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为了权力互相制约，达到一个平衡局面。只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
但如果还是站在过去的专制立场，黄宗羲的这篇宣言的着力点就大错特错了，由其是其中的一些语句，如“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故我之出仕议员，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等筹，就是十足的大逆不道了。
因此在宣言被众官员传阅的第三天，，认为［国会宣言］写得不妥，要求国会重写。当然这样的表述其实还很温和，而內阁成员讨论之后，由王夫之代表内阁答复，认为［国会宣言］并无不妥，无需重写。
而这时，有些官员认为从中可以找到机会，组织部下一个司长崔文镜和宣传部的副部长方守礼两人不约而同的再次上书，严励指责黄宗羲写的这篇［国会宣言］是欺君枉上，颠倒人伦，满篇俱是狂言，无视君臣纲常，犯下了大不敬之罪，要求立刻将黄宗羲缉拿，交由刑部治罪，同时内阁对此敷衍了事，包庇纵容，都犯有失责之罪，应该立刻引咎辞职。
有这两个人一起头，立刻又得到了一些官员的响应，随后几天，一共有十二，有人攻击黄宗羲，有人攻击內阁，甚致还有人攻击国会，但也有官员支持内阁的意见，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无理取闹，结果也越闹越大，卷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竞似有党争的样孑。
而且也不知是谁，通过什么手段，居然又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稿翻了出来，从中又找到了不少大逆不道之言，如：“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等等。又使不少人找到了攻击的目标，毕竟［国会宣言］里的几句，还免强说得过去，但这几句话，确实是直指皇帝说的，因此扣上怎样的帽子，也不为过。当然有些人是以此为向上爬的良机，但也有人纯粹是由于个人的思想太守旧，确实跟不上现在社会形式的发展。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内阁当然也就压不下去了，因为内阁本身，就成为攻击的目标，无论做出怎样的处理，都难以服众。而且现在商毅和叶瑶瑱都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够做最终的决定，因此王夫之和李岩也只能进宫去求见林凤舞，希望她能够出面，来平息争端。
但在商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