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新颜不问世事，专心画画，主要临摹石涛的真迹。
临摹作为习画的基础，讲求的是，以古为师。画家们追随前辈大师的脚步，或完全参照原作，或仅凭记忆背临，虽然创作方法不一，但不论画家是临是摹，“形神兼备”始终都是贯彻创作过程的最高准则。由此，中国书画中的“双胞胎”不计其数，如临摹，或仿制，前代画家的作品；同一题材不同作者，及同一作者一稿多画的作品；以前人的名作作为母本进行创作的作品等等。
在艺术史中，“模仿”并不一定就等同于“抄袭”。石涛曾说过，“不师古法不成我法，不变古法终非家法。”模仿明清大名家的一流高手，他们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精湛的笔墨修养。画家在仿画之前，反复揣摩原作，有的原作早已烂熟于心，如何布局，如何用笔，做到胸有成竹。挥笔作画，也是酣酣畅畅画出心中万千意象，绝不是“依样画葫芦”，一笔一笔描出实物标本。
石涛《山水花卉图》册，明显摹仿董其昌风格。此册其中一页的画面为：临山的浩淼江水中，一叶扁舟正逐波荡漾，舟中端坐一人物正捧读《离骚》。画面下方是题诗：落木寒生秋气高，荡波小艇读《离骚》；夜深还向山中去，孤鹤辽天松响涛。从笔墨特征看，此册画笔较为稚拙，朴实、表现出了石涛后来所少有的恬淡静穆的稚气。
高克恭的山水画，是仿宋代米友仁的，但又不完全相似，而是在仿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钱选的青绿山水，虽然是仿唐代李思训的，但又不同于李思训和赵伯驹的画法，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模仿”是为了“超越”，不依稿本去摹，只仿效原作品笔意，画出，或写出古人的神韵来。仿前下工夫研究原作，仿画时灵活生动，而不僵硬，力求神似，不求形似。
他们仿的画，绝对可以乱真，把仿画和古人的原作放在一起，圈内同行都难辨真伪。每一个艺术家从艺的道路中，都有师法前人的步骤，如果能在向古人学习的过程中，跳脱出古法的窠臼，找到自己的创新点，即便是在仿摹出来的“双胞胎”作品中，也能彰显真才华。
在书画鉴定中，艺术中的“双胞胎”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仿摹者刻意临摹所致。“临摹”，系指对原作真迹的摹写，又称“影拓”或“移画”。摹本和原作一样流传于世，并且临摹，或临仿者也均为绘画名家。“双胞胎”乃至“多胞胎”，虽不一定是出自同一画家之手，却在构图、线条，甚至笔法上极度相像。
名家不会作假，作假决非名家。只有那些半桶水的人，仿冒名家之作，从中渔利。
临摹与作假的区别，只在于落款时，是否署真名，署真年代，钤真印。明代后期的画中九支董其昌、王鉴等，均以标榜临摹古人为能事，他们所作的画，大都写上临，或仿某人画法。如果画一本山水册，每一页必须写上仿某人画法，八开就是仿八家，十二开就是仿十二家。
书画作伪的传统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摹、临、仿、改、造、代六种。
“摹”是把绢、薄宣纸盖在古画上面，一笔不差地勾画下来，多用于工笔人物、工笔花鸟，摹出来的作品，和真的一样，但不是一口气儿画出来的，必然显得拘泥迟滞、气势不贯。
“临”是把古画儿放在案上，或悬挂墙上，边看边画，按照原画儿的章法、用笔、用墨和设色，描绘出来，多数用于写意画和行草书。
假画高手，临摹出来的古画，几可乱真。他们用康熙时的宣纸、雍乾时的老墨，手工慢磨的颜料，连印泥都是三百年前的，盖的假印章和真的丝毫不差，然后再装裱、用胶矾作旧，染色揉折，这样的假画和真品毫无二样。
“造”，指的是凭空伪造。造书画的都不管原本面貌如何，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多以书法为多，既有条幅，也有字卷、对联。然后落古代名人款识，拉大旗扯虎皮，多是冷名书家，如包拯、杨继盛、杨涟、周顺昌、史可法，他们的书法作品传世极少，难辨真伪，让你没法对证。
“改”，将明代，清代真品改成前人作品，张冠李戴，变真为假。即在作者题款下加一“题”字，前面增添宋元人题跋，名款都为明以前大名家，并多有宋徽宗标题，以此冒充古画。或者利用古书画真迹做假，即将一些书画真迹，采用改、添、减、折配、割裂等手法，改头换面。一般是将无款画，改成有款画，小名家，改成大名家，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
清末至建国之前，伪造“臣”字款画，伪造乾隆题字、清宫玉玺藏印和诸大臣题跋，尤以郎世宁的大手卷为多，题材多样，但以设色画居多。装裱仿内廷格式，用料讲究，但技术水平低下，画法很少变化，拘板俗气，所钤印鉴往往违反规范。
“代”，代则是经书画家本人同意，或家属授意，由其亲朋、学生所作的大名家替代品。扬州画派中，金农是个金石家，专搞金石篆刻，四五十岁时才开始绘画，有少数是自己画，很多是别人代笔画，却落上自己的款，尤以罗聘为最多。虽有别于一般伪作，但托他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真款、印章，弄得真假难分，原作、代笔混淆，也是应当辨清的一种作假现象。
此外，在装裱过程中也有两种作伪方法，即“揭二层”和“转山头”。“揭二层”是利用装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