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诸部正在密谋，打算挟天子以犯京城，而大明景泰帝仍在为平息新君即位后的政治余震绞尽脑汁。
他作出了第三个历史性抉择，那便是广开言路，进一步稀释朝中老臣的话语权。遇大事不再固守“廷议”这一旧制，而是利用早朝机会或直接晓谕百官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中下级官吏乃至民间的意见，因此得以知真情、闻真言，也不得不直面许多尖锐的批评。
譬如，后来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是景泰帝得以坐稳帝位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事后有下级官员指责北京保卫战打得难看，许多方面都须加以完善。对此，景泰帝并未暴跳如雷，而是从善如流，敕谕各部采纳并施行批评者的建议。
一个君王能像唐太宗那样听得进刺耳的批评声音，这是他成为明君圣主的第一步，可喜的是，景泰帝具备这样的潜质。
这期间，朱祁铭总被景泰帝强留在身边，终日忙于国事，一直无暇前往婉汀居。
这日一早，朱祁铭奉召刚刚进入武英殿，就见司礼监秉笔太监金英、兴安相继入内。
与左右逢源、于各方势力间小心游走的金英不同，兴安只忠于景泰帝一人。
谁说宦官无良臣节操，无远大抱负？年不足五旬的兴安就给了世人成见以有力的反击！
兴安非常廉洁，对景泰帝忠贞不二，眼下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国危机让他简直就是在激情燃烧！
在世人的印象中，像于谦这样廉洁正直、有勇有谋的良臣肯定会深孚众望，其实不然，于谦的反对者太多，于谦与宋代的寇准、李纲一样，自己都不能自保，许多时候，都是兴安给了于谦无私的支持与有力的保护。
有人会问，一个中官有这么大的能耐么？当然有！金英与兴安的品秩都是正四品，但他们与朝中百官一道审案时，金英或兴安总是居中而坐，而六部尚书等官员只能在他们左右两侧分坐，可见，中官的实际地位远远高于他们名义上的品秩。
不过，兴安也有力所不逮的时候。在是否迎回上皇圣驾一事上，景泰帝屡屡与朝中老臣产生分歧，忠心护主的兴安每每出头，与王直等老臣激辩，王直一顿子曰、诗云就让兴安懵圈了，后者毫无招架之功。
此刻，金英、兴安二人带来了瓦剌人的最新动向。
“启禀陛下，有个叫陈喜同的被俘锦衣卫小旗从瓦剌那边逃回，说脱脱不花率军一万，欲往西南方向与也先、阿剌会师，相约举兵前来攻打北京。”金英率先道。
景泰帝神色凝重地走下御台，向朱祁铭投来征询的目光。
朱祁铭拱手，“陛下，脱脱不花仅率军一万，从中可以看出，瓦剌三部各怀心思，都有所保留，料届时进犯京师的鞑贼不会太多。”
景泰帝点点头，脸色却并未宽缓下来。
即便只有区区数万鞑贼进犯北京，只怕大明也会够呛！眼下北境边军已成惊弓之鸟，畏惧鞑贼如同畏虎，总兵官以下诸将习惯于闭城自保，遇调令往往迁延不进，甚至托病不从，连杨洪的儿子杨俊也是如此。
礼科给事中金达参了杨俊一本，说杨俊“怙势贪侈，无勇无谋，不堪任用”，事下兵部商议，兵部虑及事涉杨洪，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便决定调杨俊入京操练，其部属拨给赵玟统领。可是，杨俊迁延不进，此后在京城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杨俊又再次不听调遣。
边将如此，京中操练营的军官更是不堪。于谦仔细考察各营军官，发觉大多不堪用，只能奏请景泰帝，予以罢免，重新选拔。
而一帮文官大多在悄悄寻找后路，将家属秘密送出京城，此举让本已安定下来的民心复归惶恐。其中新获擢升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喻士悦转移家属时，被人逮了个正着，喻士悦百般狡辩，景泰帝只好姑释不究。
京中情势堪忧，故而听了金英的奏报，鉴于人心不稳，战备事宜做得并不充分，景泰帝当即吩咐近侍内官传旨：“将此消息传告兵部，以增派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兵力为宜。”
这时，兴安道出了一个让景泰帝左右为难的消息：“启禀陛下，据宣府总兵官杨洪派人来报，大明使臣季铎回来时曾说：也先扬言‘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员出迎’，数日后即可抵京。另据大同总兵官郭登派人来报，也先部属传来上皇敕书，不知真伪，上皇在敕书上说：‘皇上不该正位，也先必来为朕报仇’。”
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所谓景泰帝即位得到了正统皇帝首肯的说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试想，正统皇帝若真有此意，且有人传回了他的口讯，让朝中百官尽知其意，而此时突然出现的上皇敕书假设是瓦剌人伪造的，那么，这样的伪造有何实际意义呢？
都知道上皇敕书是伪造的，也先岂非多此一举！
面对上皇的那括景泰帝在内，人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上皇敕书真伪莫辨！
此时此刻，景泰帝自然掂量得出这一消息的分量，他猛然转身，显得无比愤怒，“百官不是说，让朕即位，是上皇的意思么！”片刻后仰头叹道：“皇太后！”
季铎是皇太后派出的使臣，他瞒着景泰帝而直接向宣府总兵官杨洪暗中传递上皇的消息，这也难怪景泰帝会怀疑皇太后与上皇之间或有不可告人的密谋。
外患将至，宫廷岂能再起纷争！有鉴于此，朱祁铭赶紧道：“陛下不必思虑皇太后所派使臣暗中究竟与上皇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