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经赵王、齐王之乱，诸王密探朝廷虚实，看清朝廷外强中干。河间王、成都王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有不满，只想用“示威”一策。
几日之后，河间王再次召见李含，问西蜀动乱之事，李含知道，推荐其为河南尹的奏章已经送走，此事十有八九板上钉钉。怕河间王令他带兵去西蜀，就对河间王说：“帝失其鹿，政权在诸王中转，我们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潼关，以防天下有变。再说朝廷支不动我们，还会支他王，我们不用管西蜀。”河间王同意。
一己之私，西川不为国家所有了。西川的事，非常复杂，即涉及到游牧与农耕的矛盾，又涉及到朝廷派别斗争，而且这种势力起起伏伏，讲少了说不清，讲多了又影响本文的紧凑性。
其主因还是游牧生产方式，不能养活太多的人口。( 千千)而当时农耕社会底下的生产力也只能自足，很难给予游牧太多的支持。游牧民族拜服入魏晋，迁入关中数十年，几十年间没有战乱，人口繁盛，游牧民族的人口达到顶峰，牧羊、已无法支持其人口。
当时农耕生产不足，也支持不了多少粮食，社会开始动荡。
不能简单的说“汉民”在粮食买卖中欺诈胡人，因为汉人余粮也不多，肯定越卖越贵；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胡人抢粮。
就像在宋朝之前，人口一到五千万上下，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两汉、隋、唐均是。
1944年底，黄炎培问朝廷兴败的周期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农耕社会的人口问题。
人们一直在嘲笑嘉庆、道光败光了康乾盛世的老底，岂不知嘉庆、道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端勤奋的皇帝（只能和其他皇帝比）。但是他们却面临着农耕社会模式下的终极问题，一旦出现连年的天灾，社会将沸腾。
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年，却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有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
稳定而不流动的农耕社会，可以开垦更多土地，随着粮食的丰盈，人口也像藤一样绕着它剧增。当天灾降临时，粮食短期内急剧减少，人口必须随之快速剧减，这样最见效的办法是“杀人”，打内战。这个结论很冷，一时令我毛骨悚然，但愿他是错的。
帝国初期，并不是没有天灾，而是人少地多，抗天灾能力强。
这个周期律只适用农耕社会，不适用商业社会。因为商业社会的“流动性”和“竞争”使人民生育**减小，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但是晋朝的动乱并不是农耕人口见顶，当时全国最多也就二千五百万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两汉隋唐人口都达到五千万以上，才出现人口问题。
可是游牧人口见顶了，有五百多万人。要知道二十一世纪“外蒙古”人口才六百多万，口粮早就成问题了。
我说这么多，就是说明晋朝的五胡之乱，并非只怨朝廷压迫胡人，也不是胡人天生凶残。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在古代是一个病句。在古代农耕和游牧无法在同一地共生。
直到公元291年，才平定齐万年“胡乱”，但关中破乱，胡人迁入西川就食，朝廷在无奈之下同意了。但西川也没那么多余粮，引起战乱，最终氐人李雄在304年建国西蜀。虽然李雄所建之“成汉”最早，但并不是影响最大的。动摇了大晋国本的是后来的刘渊，所以西蜀的形势发展，我就不说了。
就像李含所料，长沙王支不动河间王，就派新野王歆率兵三万支援西蜀。但新野王治下荆州赋税太重，本就民怨极大，军队主力一出荆州，就有人带头起义，杀死新野王。幸好崛起两位老英雄，才平定了荆州。
一位是五十四岁的刘乔，一位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当年陶侃四十四岁，后来成为东晋名将。
刘乔参加过公元280年的灭吴战争，当年刘乔已是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