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宪法》，从来都是私生子，虽然已经诞生八年了，但还是黑户口。总统府不承认，内阁不自信，国会议员们上串下跳的这么些年，愣是没有办成的事，竟然让曹锟提起来了。
仅仅凭借这一句话，曹锟就真是一傻子，他竞选大总统的希望就有七分数。
根本就不用劳民伤财的贿赂议员，连带着把名声给弄臭了。
那些渴望议会执行最高权力，赋予神圣使命的议员们，像是一个老处男，看到了花季少女一样的眼神，直勾勾的，充满着*的眼神，盯着台上并不可爱，富态尽显的半大老头子曹锟，曹大帅。
曹锟挺起肚子，似乎感觉到了议员们的亲近之意。
《宪法》这玩意，在他看来根本就是没有的东西，其实要不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给他解释，他连《宪法》是用来干什么的，都弄不明白。现在他也弄不明白，但是他知道，《宪法》是用来竞选的好手段，这就够了。在曹锟的记忆中唯一的印象就是当初黎元洪和段祺瑞，甚至比他们两个地位更高的袁世凯都畏如蛇蝎的看着《民国宪法》，足以让人警觉。可当曹锟明白了《宪法》的用处，更‘研究’了《民国宪法》，心里头并没有那种畏如蛇蝎的感觉，反而多了一种亲切感。
这是个好东西啊！
总统的特权虽然被削弱了。但是地位超然一如既往。唯一欠缺的可能是在某些方面的决策需要议会讨论，再做出决定。可曹锟自己也知道自家的事。他刚才就是被张作霖一闹腾，差点连要说什么都忘记的主。
他能有什么英明主见？有人帮他想。那是出谋划策，他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会对反对？他也闹不懂，当初黎元洪和段祺瑞闹的不可开交，也是因为《民国宪法》中的权力分配的问题。黎元洪甚至在颓败之前，还饮鸩止渴的命令张勋来燕京弹压。最后闹出了一个笑话，辫子军主帅张勋到了燕京，就抬出了溥仪这个牌位。要给清廷继续当忠臣。
不管张勋是有无私心，或者是想当曹操。抬出溥仪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总之，实力不强的张勋仅仅三天，败光了家底。落寞出京。
但带来的后果就是，黎元洪耗掉了他在民国政坛最后的一点威望，只能灰溜溜的离开燕京，在天津当寓公。
不管是敢于人先的黎元洪，还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或者是铁血手腕的段祺瑞，都对议会的态度不那么友好，甚至抱有敌视的情绪。原因之一就是，民国的民主缺乏基本的土壤。就像是空中楼阁一样，突然冒出来的，议员的立场也多半主观。甚至狭隘，导致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反对的，议会绝对支持；政府支持的，议会一定要反对。一门心思和台上的执政者打擂台，这样的议会和《宪法》能让当权者喜欢，那么执政者除非脑袋被门框夹了。绝不会同意《宪法》的合法性地位的。
加上民国初年，‘国党’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占据了45以上的席位。这让只有十万党员的‘国党’，却要代表四万万同胞的民国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十万党员，对于‘国党’来说是打折扣的。‘国党’在民国初期的改革中，明确了十块大洋，就能买到一个‘国党’的身份。才让‘国党’的人物膨胀到了六位数。
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民意和执政者的矛盾。而是摆明了是在野党的‘国党’，谋夺执政机会的手段。《民国宪法》之所以被执政者不喜，甚至颁布无效法令，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是如此，最大的原因还是在《民国宪法》有一个非常利于‘国党’，或者说是有利于孙文的条款，议会选票超过三分之一的提议，将可以开国会投票，罢黜总统以及内阁。
这种条款等于是悬在总统府和行政院头上的一把杀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落下。
袁世凯能够忍了一年多，才爆发，都已经是涵养不错了。
段祺瑞根本就没有给‘国党’任何机会，直接用军队说话。虽然后世的历史中大肆宣扬两次护法战争如何轰轰烈烈，但是还原历史的真想就是，‘国党’缺乏军事力量的反抗，宛如美女反抗流氓的搏斗，喊吧，喊吧，喊破喉咙，只能让流氓更兴奋。第一次护法战争的时候，‘国党’在上海刚刚宣布南北战争，就被堵在了上海，宛如在电梯里放了一个闷屁，既恶心了别人，也熏着了自己。
才宣誓非常大总统的孙文，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千里溃兵的寥落，直接从上海买张船票去了东京。
立宪，法制。
一直是‘国党’，或者说南方集团反对北洋集团的最有利的理由。不过打从曹锟开始，就要出问题了。别人说立宪，这话是骗鬼呢？但这话要是从曹锟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是*不离十了。曹锟这个人或者缺点很多，说话粗鄙不堪，没多少文化，做事不靠谱，但有一点是任何一个政客都学不来的，就是讲真话。他这样的性格，很难去骗人，似乎也只留下了讲真话这一条道。
没有了这个理由，孙文还在广州蹦跶，就显得格局太小，摆明了是为了权力而造反。这种局面下，李烈钧还适合带着大军在广西围剿桂系陆荣廷的残部吗？
‘国党’刚刚在桂林召开了前线会议的举动，已然已经是挑起了内战的号角。
接下来，只要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国党’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为你，必然会受到空前的削弱。甚至是反感。这种局面下，‘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