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有时候，比世界上最恶毒的词语，让人听起来都难受！
民国政府的外交，延续了清廷的无能。可是清朝的时候，都是清政府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雄起一把，真刀真枪的和列强干一架，不过每次都让人揍的鼻青脸肿，最后不得不得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
至于1885年，打了镇南关大捷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那是习惯了。
原本，打一场，输一场。
然后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打从四十多年前就这样，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过。一下子打赢了法国人，清政府很不习惯，虽然海战没有胜利，但是在台湾和中越边境，都是实打实的打赢了的。
不过，《中法新约》对于清政府来说，意义重大。第一，没有延续从《南京条约》之后的赔款，老佛爷没给钱；其次，就是没有割让土地，这在清政府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好事。
所以，当时清政府签的极其痛快。
至于法国人……都打了败仗，还能落下实质的好处，还抱怨什么？痛快的签字呗！
从这一点来看，清朝灭亡，真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外交上，军事上，处处失利，难得有一次成功了，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把自己卖掉，心里慌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清朝的外交死胡同。
这样的帝国。
能不灭亡吗？
可是民国呢？建国十年，民国在外交上的困境，比清朝的时候甚至更加要困难很多。清朝的时候，至少还是一个统一国家。列强想要从华夏拿好处，不得不用吃奶的劲，打一场。
可民国，南北护法战争，北方直奉战争，直皖战争……
把一个新生的国家打的四分五裂的，列强根本就不用通过民国中央集权政府来获得好处，对付一方势力，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这时候，外交上更明显的是，英美等国通过支持军阀，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根本就不用费劲去打仗了。
通过借款，政治孤立等手段，列强完成了对民国的再一次外交上的围剿。
当然，这需要有人配合。
袁世凯配合五国银行团，把刚刚建立的民国的海关和盐税，加上北方五省的中央税卖了，换取了一笔维持北洋军队军费的款子，从而能够让他能够做稳大总统的宝座。
段祺瑞把东北的利益卖给了日本，才有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
不得不说，民国的执政者一直延续着清朝政府的传统。就像是燕京城的王公贝勒们，家里头不当官了，但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还是可以让儿孙们靠着卖家当，过上惬意的好日子。
可是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国际局势发展的太快。
列强都顾不过来，民国的执政者更是稀里糊涂的发现，他们竟然和列强成盟友了。
这国际形势走马灯似的变幻，怪不得民国的执政者蒙圈呢？
晕晕沉沉的，发现自己成了战胜国，帮着盟友打赢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别小看德国和奥匈帝国这对组合，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在欧战之前，排名世界第二，奥匈帝国是世界第五。再看德国的海军实力，公海舰队作为世界第二强大的舰队，在战舰的技术上，甚至超越了英国。奥匈帝国在这方面也不差，不过还是排名世界第五。民国能战胜德国，还能战胜奥匈帝国，偷着乐吧。
等到巴黎和会之后，民国上下才幡然醒悟，一切都是假的，民国还是被卖掉了。
遇到这样的结果，站在王学谦的角度，已经不存在任何谈判的价值。这时候，需要一场表明立场，坚决到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决心，向世人解释，谈判桌上解决不回的东西，需要用铁和血来捍卫。
就像德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说的那样：“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对于不屈不饶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从巴黎和会的自信满满，到华盛顿会议将希望都寄托在被人身上，民国的代表团，从侧面诠释了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的软弱，无能。
其实，在王学谦的眼里，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罢，都不可怕。正如在广州发生的‘夺关事件’，正因为‘国党’的坚定，广州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之后，英国只是撤离了在广州的侨民和领事馆人员。当然这并不是侥幸心理，而是侧面说明了一个信息，英国政府已经无力去关心亚洲的事了，至少是东亚发生的情况。
印度的暴动如火如荼，原本的联盟出现了裂痕，如果这时候民国跳出来。
就算是民国是四分五裂的状况，但不要忘记了，民国的国名生产总值是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拥有四亿人口，三百军队……没有一个西方列强都会忽视这股力量。
别看顾维钧在燕京的时候，当着曹锟的面，拍着胸脯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山东问题，只有在华盛顿会议之上才有可能。”
可实际上，不管是顾维钧，还是民国驻美国公使施肇基，前司法总长王宠惠，都是在燕京的时候夸下海口的政府要员，作为外交谈判团的核心成员，可他们的心里也没底。连这三个主心骨心都无法确定，底下的成员一旦知晓了英美真正的意图，会怎么想？
毕竟巴黎和会给整个民国外交界泼的这桶冰水，彻底侥幸凉了民国的外交官们。
尤其是顾维钧还在不久之前，通过王学谦的关系，约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得到了哈定政府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