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原来的我还是很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愿意相信我身边的人都是善良的。但对于一个现在已经过了30岁的人来说，再有这种信念就未免显得幼稚、可笑了吧？其实，我这个人一向对人热情，但无奈这些年一路下来被不少人欺骗过、背叛过；其实，我这个人也一向仗义直言，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让我在君子之交的人面前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是的，我想到了让晓庆去发起医疗众筹。但是回顾过去几年的经历，我到了嘴边的话又被我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众筹是否值得提倡、是否是对患者家属尊严的践踏。
当“众筹治病”司空见惯，你会发现怪兽般巨大的需求下，个人的力量愈发虚弱。这时你才终于反思，“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不是谁凭一己之力能解决的，原来它是一个十足的公共问题。
有人可能要抬杠了，“不就捐那丁点小钱吗？至于讨论个大半天这么小家子吗？”
不，在两千多年前的魏国，有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叫杨朱，他可以说是“小家子”本人了。杨朱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为什么拔一根毛就能造福天下，他也不肯呢？原来有的爱心捐款，原本应该是公共财政应该承担的责任。
首先，一根毛在逻辑上本来就不能造福天下。其次，造福天下不应该是个人修养，算不上一个“德目”。
杨朱从不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就变成美好的人间”这种话，他的信仰是“只要人人都别绑架我的爱，世间才变成美好的人间”。换言之，杨朱认为，魏国不可随意将责任转嫁到个人肩上，否则一个百姓的凄惨遭遇，居然要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自我消化和降解，岂不荒谬？民众纳税，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吗？因此，“众筹治病”与新年发红包、喝喜酒随份子和入庙添香油都有本质上的差异，千万不能将之包装为一项社交活动。说到底，这是医疗制度健全与否的问题。医疗说到底是公共问题，众筹医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在中国香港，这里有着全地球最长的人均寿命，因为全民健康服务制度已经很成熟，政府辖下的卫生署以“不容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适当医疗服务”为宗旨，订立的医疗制度完善到严苛的程度。想拿医师牌执业？难于上青天；想被人炒？没那么简单——你只要尝试给病人开贵药，就会面临最高七年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永久居民入住任何一家公营医院，无论你是割肿瘤还是割包皮，每天只须消费100港元（含一切膳食、住院费、药物及手术费），经济条件更困难者则全免，因此政府的医疗开支占经常性开支的比例高达20。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中国内地，由于全民大病社保尚未全面铺开，对身处偏远乡镇或未购买医疗保险的居民来说，“众筹治病”有时可能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想到这里，我内心又是一阵无奈，毕竟晓庆家里虽然因她父亲的病已经耗费甚多了，但毕竟还没到那种山穷水尽、砸锅卖铁的地步。至少，在我内心上来说，她还没到那种非要发起“医疗众筹”的地步。如果她现在去发起众筹，虽然我会响应她、支持她，但是我不得不说，从此以后她在我心中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了。
谁更有资格获得帮助？
这可能是中国众筹医疗不得不面对的人性拷问。我们对健康的最大希望，无非是希望活得体面、病得也体面，不会因为一病返贫而走向众筹求助的道路，也不希望众筹医疗变成人们面对大病时能够想到的唯一途径。
至少……现在晓庆其实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什么选择？
放弃治疗！
可能很多人会说，“纳尼？放弃治疗？不是更应该筹钱去给晓庆父亲把病治好吗？”
但是有人可曾想过，为什么一个人生病了，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了，或者说是一种即便治好了但对患者本人来说也许是生不如死的情况，那我们一厢情愿地去治到底又求的是什么呢？人活着的时候，如果身体健康，那就快乐点吧；如果身体不健康了，那就抓住最后的时光，做一些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最想要做的事情吧。人性，总是贪婪的，贪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微乎其微的所谓“奇迹”。可是，晓庆父亲这三种病不说都能治好，仅就这个治疗的过程就是对晓庆父亲的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在身体上，他需要忍受化疗和各种医疗器械对他身体的“摧残”；在心理上，他无法原来自己人在老年却不能为家庭带来一份让他们幸福的收益，却将这个家庭拖入了一个“无底洞”。
生，是为了体面；
死，是为了尊严。
我私下找到晓庆，终于还是忍不住对她说：“晓庆，或许……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我想说的是，接下来我的话是作为一个朋友对你说的，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晓庆双手捂着眼睛，坐在长椅上，低声抽泣，她点点头。
我长舒一口气，道：“或许……或许你和你全家都应该放弃了……你也许担心别人说你们家放弃你父亲的治疗，会担心有人说你不孝，说你见死不救……但实际上你们已经尽力了。很多事情，你们也无法阻止它的发生。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接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