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十二日，少年皇帝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随后，他重用多尔衮生前严酷压制的竞争对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清洗多尔衮的在朝势力；他下令处死依附多尔衮且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并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疑人不用”的雷霆手段，沉重打击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多尔衮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多尔衮视为左膀右臂且统领大军的吴三桂自然若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清算屠刀会落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四月间，也就是在福临处置多尔衮后不久，身在陕西前线的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他除了要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外，也想借机观察朝廷的动向和对自己的态度。少年皇帝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为由，慨然批准吴三桂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福临至中和殿。接见吴三桂，良言慰劳，然后赐宴款待。作为一员明朝降将，还是多尔衮最为看重的马前卒，居然被亲政不久的皇帝接见并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吴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福临的这一举动，使吴三桂心中的顾虑顿时冰释。多尔衮被惩处，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给予信任，吴三桂对此十分欣慰。
皇帝对吴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他金册金印、下嫁皇太极第十四女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充分体现出来。颁赐册印，摆正了吴三桂牢不可破的地位；下嫁皇妹与吴三桂结亲后，福临和吴三桂之间由君臣关系转眼变为亲戚关系。吴三桂不仅未因自己的靠山多尔衮的倒台而遭株连，反受新主子的青睐，继续飞黄腾达。民间甚至有种种传闻，说福临和吴三桂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永不相负。
只可惜，正史里康熙继位之后决定削藩，吴三桂起兵称帝与清廷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康熙后来挖出吴三桂尸骨切成数段分送各地，以泄其愤。发生此种谋反大事，已成清廷大罪人的吴三桂若真与福临有结拜之事，显然已非佳话，而堪称一段令清廷羞于启齿的大丑闻，谁敢提及，必获诛灭九族的死罪！于是，顺治与吴三桂间这段结拜往事从此便销声匿迹，仅流传于市井阡陌间，只留在后人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模糊记忆里。
福临为何如此忠实于自己“用人不疑”的政策呢？归根结底，是与他笃信收买人心的笼络政策会对前明旧臣大有作用。
大清入关后，统治根基不稳，单靠清朝自己的力量难以统治中国，甚至还有被逐出中原的可能。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笼络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上层，迅速平抚汉人的反清情绪、“顺而治之”，就成为顺治一朝的基本国策。不但对吴三桂恩宠有加，对其他有声望的汉族官宦名士，福临均能予以礼遇。
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小皇帝力排众议，令洪承畴坐镇东南。不过洪承畴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然而，即便面对朝臣的指责和洪承畴的一再请求解任，福临却一再“优旨慰留”。对洪承畴的信任不动摇，终使洪承畴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
对东南割据的郑森，福临一再为其开脱，即便郑森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他也不断绝与其谈判的通途，以便日后留有余地。而这一策略终于在弘毅穿越之后收到奇效，更使得青年皇帝深信不疑自己的正确！
当然，福临能够百分百坚信自己用人不疑政策的正确性，还在于吴三桂等汉臣也给足了他面子，始终表现得忠贞不二。
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诚，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地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福临对他更加倚重。
所以，如果为了达到让郑芝龙率船出海的目的，就将同安王说得天花乱坠，弘毅十分担心福临会想信赖吴三桂那样去信赖郑芝龙。吴三桂说到底还毕竟是一名儒将，十分看重君臣忠义。而对于郑芝龙，弘毅实在是没有丝毫把握！
到底该如何给青年皇帝普及一下辩证的用人观呢？如何恰如其分的说出海商的唯利是图？还不能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一棒子把郑芝龙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一定要拿捏准这个“度”！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弘毅反复思索着皇帝坚持的这一“用人导向”，再一次调动起自己后世积累的点滴“聪明才智”……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一道考量“辩证法”的常用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