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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诸如胡世安等老学究，已经默然接受了通过戴明说之口说出的“义利并行”观点，但那有个前提，就是“利从于义”。如果郑芝龙真是如玄烨所言“一味逐利”，甚至“不择手段”，那可就成了倒行逆施！
“贝勒爷，如此一来，再用其人，岂非自取其辱？”胡世安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却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点头力挺。因为众人皆知：小玄烨能这么说，必定会有下文，并且一定是语出惊人的，还是静观其变为好。
见其余众人都是满脸疑惑，却纷纷隐而不发，弘毅知道人家都是碍于自己的皇子身份在等着他解释原委，于是赶紧说道：
“胡大人言之有理，玄烨此言也绝非危言耸听，有若干具体事例可以佐证。不过我们对此却不能简单鄙夷，而是应该刨根问底，究其所以。”
这算是一句转圜。至于郑芝龙怎么追逐利益最大化，其实不说也罢：不如此，他当年从哪里来的钱粮去供养一直可谓庞大的海上舰队？又怎么能高薪雇佣黑白黄各色人种的水手为自己拼死效命？
“究其所以？如何究其所以？依老臣看来，无非是利欲熏心、不尊圣训罢了。”胡世安始终走不出老学究的思维定势，对“己所不欲”的东西，想当然“勿施于人”，往往只顾一棒子打死，而不问为何如此。
“胡大人，也未必尽然。说同安王重利，还要念及他的籍贯出身。其实闽中重利之人岂止同安王一人？只不过他却有些过于偏执于此罢了。”
弘毅简单一句话，涉及层面一下子从郑芝龙一个人，跳转到整个福建省。这震撼效果有点太大了！
“皇二子何出此言？难道闽中士子儒生，也都成了唯利是图之辈不成？别忘了，朱熹就是福建人！”胡世安明显不同意这种说法。
“胡大人莫急。玄烨说福建之人重利，但不曾说他们唯利是图。其实，闽人尤为尊儒重教，这是闽中文化的传统与精髓。”
弘毅现在再也不会对政见不一的人和观点嗤之以鼻，而是层层解析、稳扎稳打。
“上古时代。福建实属荒蛮之地。文明不及。但随着汉人的衣冠南渡，从五代十国和宋朝开始，福建之福州、建州、泉州、兴化等地，文化渐兴、人才辈出。蔡襄、朱熹、柳永等皆为人杰。尤其是到了朱明一朝，福建沿海港口林立、贸易不绝，更成富饶之地，几乎家家航海、户户行商。难能可贵的是，与此同时，闽中父老也推崇孔孟之道，讲求礼教大义，读书人比比皆是。甚至于一家一户之内，父兄子弟。行商逐利的与读书求仕的分工明确。以求互为依仗。”
“如此一来，闽中小康人家的书生生计富足、衣食无忧，自然潜心求学，多有成就。别处不论，单说泉州一地。自唐至明，历朝科举计有文进士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唐十六人，五代七人，宋一千四百余人，元三人，明达五百五十二人。就是我朝入关后的三次科举，泉州一地已有十七人金榜高中了！故而，玄烨以为，福建地方士民，定然是推崇‘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
胡世安默默点头，没再纠缠这件事情。
既然小皇子承认福建出才子，那就好办。毕竟，自从南宋以来，福建可就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大根据地。前朝不论，但就顺治九年壬辰科殿试来看，当年取中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等各类进士共三百七十九人，而福建籍生员得中进士的足有二十九人，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一成！若是纵观宋明清三代，福建籍进士更是数不胜数了。关于这一点，曾做过顺治四年丁亥科殿试读卷官的胡世安十分清楚。
胡世安没说话，已经不甘沉沦的李际期，却又一次开口讲话了。
“皇上，皇二子身居宫中，却对闽中风土人文多有垂顾，实在是博学好问啊！臣贺喜皇上得此贵子能臣！”
“李大人过奖了，玄烨岂敢担了这博学好问之名？之所以对闽中事物稍有了解，全是借助谈迁谈老先生的传授。”弘毅是在上大学期间读得史料，却必须把功劳让给身边的有识之士。
“哦，原来是谈迁大人所授啊，怪不得如此精准！”李际期若有所指评论一句，也引起了弘毅的留意。
“精准？符献，你是说玄烨方才所说闽人的‘商儒之道’精准吗？如何精准？”皇帝很高兴李际期能主动参与进来，故而发问。
“回皇上的话，臣也是听闻精于此事的旁人议论，故而有此一说。”李际期急忙回禀皇帝的问话。
“哦，何人所说？有何议论？不妨说来听听！”
“嗻！臣蒙圣眷，于顺治二年以户部主事升为浙江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臣不才却累受皇恩，后多有升迁，并于顺治十年返京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但由此一番历练，与后来任福建提督学道的宋征舆宋大人结识。臣与宋大人又多有诗文切磋，故而结交。”
李际期引出了一位“宋征舆”，弘毅不认识，福临却很高兴的样子。
“是吗？符献与宋征舆相知？哈哈，朕的这位尚宝司卿[1]，看来必然也是精通诗文的才士了！”福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到吟诗作画，也好打消一帮子监察御史参劾两人“私结党羽”的念头。
“皇上错爱，臣的诗文比起宋征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