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所说的第三个观点是：古希腊人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使科学创新的源泉永不枯竭。
尤里说，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或揭示，而这正是古希腊理智的一个鲜明特征，并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传统沿传至今。
为此，尤里举例说道，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文化因素的内涵。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喜欢躲藏起来”。留基伯[1]首先提出“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德谟克利特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亚里士多德更把认识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看做是哲学探索的基本任务。
亚里士多德甚至曾明确的说：“认识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人们在掌握一样东西的为什么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认识了它的”。“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
弘毅对此也深以为意。因为古希腊人的这种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以统一地解释某类现象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不断推动了近现代科学的持续进步。
尽管这一次尤里没有拿中国说事，说明在这一点上他对中国的了解还不深刻，但弘毅比他知道得多一些——
因为中国没有这种“一探究竟”的文化底蕴，所以中国传统科学不具备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本质。中国传统科学其实是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和一种所谓的“经验总结”。纵观中国科学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科学的经典著作，诸如《墨经》、《徐霞客游记》、《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伤寒杂病论》、《梦溪笔谈》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或经验总结，而对这些自然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以及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等等，则从不加以深入探讨。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纠缠，尤里顺利阐述起他的第四个分论点——
古希腊人所具有的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使得科学创新永无止境。
尤里认为。科学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怀疑和批判。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旧理论的淘汰和新理论的诞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2]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认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固定下来当作教训，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几乎不存在任何权威，每一位哲学家除了相信自己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不仅是他自己离开老师，独立门户的充分理由，也是后来所有学生在学术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理由。
这一次，尤里十分睿智的说到。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击的是标新立异。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俗语人人皆知。这与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人认为科学是“可错的”，中国认为真理神圣不可侵犯；西方人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论调是绝对不敢出现在中国人的话语中的——中国人无不是极力维护自己老师的学说。只可继承发扬，万万不敢越雷池一步去“扬弃”！
经由尤里这一说，杜笃祜、朱昌祚这两位形同“师徒”的人，都选择了三缄其口。是啊，所谓“离经背道”，罪莫大焉！西方人看来个个都是“欺师灭祖”的“白眼狼”啊！如此论调不值一驳！
尤里阐述完了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的退到一旁，等着诸位上官的品评。但实际情况是，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沉默中等待……
弘毅不是理科生，所以尽管对中西方科学比较研究很感兴趣。却总是感觉不得门而入。今天闻听了十七世纪一位不怎么纯正的西方人的评论，欣喜之余，也陷入了深思——毕竟，尤里的一番理解还是很针砭入理的，至少不是想当然的“以为”，而是有理有据。
另一个方面，入华不久的尤里，能够针对中华文明作出上述阐释，至少说明此人这段时间没有混吃混喝，而一定是找过不少人求教，也听过不少人的分析，这才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最难能可贵的，是尤里并没有真的读懂中国，所以才敢于说出这些话，否则的话，他也只能使第二个汤若望，心知肚明，却只能言不由衷！
杜笃祜和朱昌祚二人，尽管从理智上不愿意承认尤里所说十分正确，但却无以反驳，因为他每次提到中国之事，都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描述的，说的都对，没有厚此薄彼。这样下来，中西之间的异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