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袁世凯已经造了反，革命大局已定，这帮留日士官生终究是错过了好的革命机会，只好各奔前程，有的去了福建，投奔同盟会，有的去了浙江，寻找光复会的同志，还有一些则去了天津，想北洋军里谋个差事，至于阎锡山，本想也去天津投奔袁摄政，但被李烈钧一撺掇，就改了主意，不去天津了，改去武汉，打算共和军里谋个差事。
两人年前来到武汉，时政宣讲委员会挂了名后就被安排到了汉阳招待所，由于两人到的晚，尚未被总司令接见过，这几日来颇为郁闷，想出去游玩，可连日降雪，天寒地冻，只能闷这简陋的戏篷里看戏解闷。
昨晚与几个同盟会的同志团拜，饭菜很是丰盛，两人不免多喝了两杯，今日中午熊克武做东请客，又是一人一碗烧刀子，到了现这酒劲还没过去，都是满嘴酒气，这精神自然也集中不起来，心思完全无法放文明戏上。
毕竟，他们到武汉不是听戏的，而是来参加革命的。
两人正聚首嘀咕，突然听见戏院里发出一阵欢呼，惊讶之下举目望去，却见戏台上的演员已不知去向，而那原本坐长凳上看戏的观众也纷纷离开座位，向戏院出入口走去。
好奇之下，阎锡山与李烈钧也站起身，跟着走了过去，但没等他们靠近，却从人堆里传来一声呵斥。
“你们这么乱哄哄的，还有没有纪律？咱们革命军人讲究的就是这个纪律！都回去坐好！”
那人一呵，围一起的观众顿时一哄而散，各自回到座位坐好，但脸上却都掩饰不住兴奋，阎锡山和李烈钧也赶紧坐回，扭头去望，却见几个戴着臂章的时政宣讲员正扛着几架机器走进戏院，身后还跟着两人，其中一人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另一人却是个军官，从挎着的那匣子枪来看，应该是总司令部警卫营的军官。
那几架机器也不陌生，正是电影放映机，日本留学的时候，留学生们也都见识过，甚至连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洋人办的电影院，京城的一家照相馆也前几年拍了部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定军山》。
电影放映机一摆进戏院，多的人拥进戏院，很快就把这小小的戏篷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还想往里挤，却被守卫拦下，老老实实的排起了长队。
虽然不知道共和军什么时候购来的电影放映机，但总比整天看一帮学生演话剧强，阎锡山与李烈钧占好自己的位置，等着电影开演，但还没等将那透光的天窗遮上，眼前人影一晃，四川同盟会干部黄树中挤了过来，硬是搂着两人肩膀中间坐下。
“先看电影，看完了电影再拍电影，大家都做演员。人家共和军可是买了不少电影机呢，说是以后要拿到战场上拍什么‘记录片’的。”黄树中一本正经的说道。
见黄树中戴着顶船型帽摇头晃脑，阎锡山指了指帽子，问道：“这帽子你从哪里弄到的？别是西贝货吧。”
虽然船型帽戴头上有些怪模怪样，可是这毕竟是共和军的特色军帽，代表着激进的革命形象，因此很受青年追捧，到武汉投奔革命的青年们到处求购，只是正规军品产量太少，而且也不向民间出售，于是只能向裁缝铺定做，而且买到手后还必须把头剃光，不然阴阳头戴上不好看。
黄树中取下军帽，伸手抹了把光光的脑袋，说道：“我这军帽可不是西贝货，那是正经军用品，刚才帮着时政宣讲员搬机器，人家看我革命热情高，就给了一顶军帽。”
“还热情呢。我看你头皮都快冻青了，真当自己是特战营的兵？”李烈钧戏谑的伸出手，摸了摸黄树中的光头。
“你这是嫉妒。听说军官们对这帽子意见很大，现有传言说这帽子要撤装，另改一种军帽。所以啊，这船型帽以后可就是收藏品了，可比那满清官员胸前的补子强多了。”
见黄树中拿着帽子炫耀，阎锡山奇道：“我听说这帽子可是总司令力排众议定下来的，怎么可能说撤就撤？
“说的也是，总司令一向重视权威。”李烈钧附和道。
“反正有此一说，你们爱信不信。这帽子啊，我是要带回四川的。”黄树中戴好军帽，有些得意洋洋。
“你不打算留下了？”阎锡山问道。
“改主意了。上午总司令叫我和锦帆一起去挑枪，现就等安排船只、招募敢死队员了，等船只联系好，我们马上回汉中，到川北去策动起义。说出来怕你们眼红，总司令给咱们川帮的都是好枪，清一色的曼利夏五子钢，北洋军的装备，可比陕帮、豫帮手里的那些破烂强多了。”
说到这里，黄树中看了眼阎锡山，问道：“总司令还没有召见你们？你们来武汉也有好几天了吧？年夜饭都是这里吃的。”
阎锡山和李烈钧摇了摇头，两人有些纳闷，到武汉已有几天，一些比他们到的晚的人都已经有了着落，不是做了共和军的军官就是领了武器到外省策动革命，惟独他们两人被冷落一边，不要说总司令，便是“政宣委”的那位张激扬长官也没有召见过他们。
要知道，他们可是正规军事院校出身，现共和军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