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就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少近期内，英国绝不可能出兵远东，英国赖以生存的海军力量也绝不可能为了日本利益而派往中国。所以，英国首相上院所讲的那番话仅仅只是一次恫吓，意图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恫吓迫使中国人屈服，就像以前对清朝政府做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英国首相的恫吓似乎起了一点作用，那番讲话一传回中国，立刻将北方的袁世凯政府吓得鸡飞狗跳，没有什么威胁能比英国政府的威胁吓人的了，这个时代，如果英国政府自认自己是世界第二，那么就没人敢说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第一，除非是疯子，所以，几乎所有的华外国记者都一致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屈服，就连莫理循也不例外。
但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袁世凯临时政府和南方的制宪会议先后表示出“和解”的诚意，但是，湖北军政府依然是一副不进油盐的架势，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是报纸上公开宣称：如果英国佬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你要战，便作战！就连这场战争的名义他都想好了，叫做“鸦片战争”。
危言耸听。
用中国的民谚来形容，这叫“茅坑里的石头”，又叫“王八吃秤砣”，谁也不知道那位总司令是怎么想的，洋人们看来，他要么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狂人，不可理喻。
赵北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这个时代，胆敢横挑大英帝国的人不是狂人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位远东狂人到底有多么疯狂，外国记者纷纷购买火车票、船票，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汉，想认真的探究一下这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一个土匪头子般的革命首领？
不必置疑，英国首相先生的那番沙文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吓住这位总司令，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北方的袁世凯大总统。
根据估计，现的华外国记者中，至少有一大半人都武汉，或者正赶往武汉的路上，各大报纸也都连篇累牍的对蕲州事变进行跟踪报道，支持英国立场的报纸努力寻找着对共和军不利的证据，反对英国立场的报纸则努力寻找着对英国不利的证据，但不管哪一方的报纸，它们的报道总是离不开共和军的那位灵魂人物。
“总司令”这个词已成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闻的焦点，中英之间的纷争是第二焦点，至于挑起蕲州事变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陪衬，只有美国报纸仍拿日本人的野蛮做文章。
作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莫理循也第一时间动身南下，乘火车来到武汉，住进了这家小旅馆，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出共和军对英强硬态度的来源。
经过两天的仔细观察，莫理循很快得出结论：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绝不是一个疯子，他治理下的湖北虽然还看不到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所制定的那些政措施已很好的说明了一切，从地方自治到清理厘金，从修理堤防到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是一个疯子可以想得到的，而且，那些活动于乡村的“武装工作队”和活跃军队、社会上的“时政宣讲员”是神来之笔，莫理循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个中国生活了近五年的外国人，莫理循站旁观者的角度上曾经认真审视过这个国家的幽暗角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落后根源于乡村的落后，那种落后是全方位的，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拯救它的乡村，但遗憾的是，除了赵北之外，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还是南方的革命派，他们都一致认为只要乡绅们投身实业和洋务，就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只要取得洋人支持，就能使这个国家走向富强，所以，他们注定要仰人鼻息，当洋人发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跪下求饶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共和军强硬态度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那位“远东狂人”胆敢横挑英国的信心所，因为他并不仰仗洋人，或许他需要洋人的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跪洋人面前乞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力量来自国民，自信来自自尊！
但仅靠自尊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真能使这个垂危的国家重振作吗？对此，莫理循持谨慎悲观态度，毕竟，这个国家已经落后得太远了，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它将继续落后下去，直到世界旧秩序重洗牌的那一天，或许会有人来拯救它的。
“可怜的人们，但愿你们真能拿到那些微薄的报酬，至少可以使你们看上去不那么面黄肌瘦。”
站窗前，莫理循以白人的高傲俯视着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将手里的那支雪茄摁灭窗台上，然后走回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