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昨天，共和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联合下发文件，郑重宣布，从即日起，这种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船型软帽将作为共和军精锐部队的“礼帽”，除了特战营之外，目前只有第一师和第二师允许装备这种军帽，从此之后，船帽将作为共和军精锐部队的象征，非精锐部队没有资格佩带这种军帽，换句话说，只有模范师的官兵才有资格佩带船帽。
随着文件的下发，共和军的“军帽之争”总算是画上了一个还算完美的句号，反船帽者获得了胜利，但支持船帽的人也没有落败，这是双赢，共和军里就没有“失败”这个词，胜利永远属于总司令！
第二师是模范师，就是共和军的精锐部队，船帽将作为这支部队阅兵和重大庆祝活动时的礼帽使用，而平时的作战与训练中，官兵们将戴上一种有帽檐的式军帽，和非精锐部队完全一样。
这种尚未配发部队的军帽叫做“作训帽”，也是由总司令亲自设计，虽然有帽檐，但绝不是大檐帽，这种军帽将普遍装备部队，不仅共和军要装备，就连革命卫队也要配发这种作训帽。
虽然现还不知道这种军帽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季雨霖相信总司令的眼光，事实已经证明，总司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无比正确的，即使某些决定乍看上去似乎有些荒唐，但时间终可以证明总司令的英明睿智，当初参谋们腹诽船帽的时候，谁能想到总司令还留有后招呢？只有精锐部队的官兵才有资格佩带船帽，现，恐怕那些嫌弃船帽的军官已经悔青了肠子了。
总司令怎么会有错呢？总司令绝不能犯错。
只有一位英明睿智、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总司令才是值得部下信赖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总司令才有资格带领共和军不断的赢得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
“军帽之争”中，总司令既做到了坚持立场，也做到了从谏如流，既维护了总司令的权威，也给足了部下面子，这样的一个总司令，谁还敢有半点不满？
本来，这入城式应该是由第一师师长柏文蔚主持的，但是由于刚才总司令已命他率领第一师南下，所以这入城式就归梯团长季雨霖主持了。
季师长很庆幸自己能遇上这么一位上司，以前他还曾质疑过总司令的年纪和阅历，但现他已收敛了心思，无论如何，他这个千里马算是跟定这位伯乐了。
就季雨霖准将骑白马上感慨的时候，共和军的高指挥官却城外的兵工厂指导工作。
本来赵北是打算亲自率领第二师举行入城式的，但是由于参谋部多数军官以安全为由坚决反对总司令做秀，所以，他只好老老实实的把这件即风光又危险的工作交给了季师长，略微带着丝落寞，领着一班手下城外晃悠，同时充当预备队主官的角色。
至于成都光复后的一切事务，已不必总司令一一过问了，清军的收编、整编，狱政的清理，顽固派的拣、整肃，城里城外饥民的救济、编册，哥老会、袍哥等江湖势力的整顿、弹压……诸多事务都可以交由手下的参谋官们去做，这一路之上他们已很熟悉这些事务，按部就班而已。
总司令无事一身轻，领着一班参谋骑着马，成都附近晃悠了半天，后晃悠到了成都兵工厂，于是便到工厂里参观。
四川近代兵工业的起步可追溯到清光绪初年，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成都东门内侧下莲池一带建立起了一座手工制造为主的作坊，称“四川机器总局”，后来开始使用水力机械和少量蒸汽机械，以制造前膛枪为主，而且产量不高，此后数十年中，虽经历任川督陆续扩建厂房、添购机器，但该厂的军械生产能力一直不能满足川省所需，每年都需要从鄂厂、沪厂购进大量军械，清廷政开启之后，锡良督川，准备大练军，遂决定对兵工厂进行大规模扩建和整顿，不仅城外择地组建厂，而且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式制械机器，但未等到厂开工，锡良就被调往云贵总督任上，川督由赵尔巽接任，由于忙着铁路和川边改土归流的事情，这兵工厂厂的建设就一直拖着，直到“戊申革命”爆发，为了对抗革命军，赵尔巽才加紧组建厂，成都光复之前，位于城东门外的三官堂、高攀桥的工厂已经开工生产，但没等真正发挥作用，共和军已杀到城下。
共和军发起成都战役后，清军成都兵工厂部署了重兵把守，尤其是位于城外的厂，是清军关注的重点方向，不过由于共和军担心战斗摧毁了工厂机器，所以一直没有对兵工厂据守之敌进行打击，直到赵尔巽投降，整个成都战役期间兵工厂没有挨过革命军的一颗炮弹，工厂算是完整的落入了革命军手里。
与汉口战役时完全不一样的是，整个战役期间，成都兵工厂无论是厂还是旧厂都开足马力制造枪弹供应清军，工人们都不敢逃跑，也不能逃跑，他们的家眷都被赵尔巽胁持到了城里，一人逃跑全家遭殃，所以工人们只能硬着头皮炮声中继续工作，直到革命军接管工厂，总司令下令工厂立即停工整顿，工人们这才得以离开工厂，赶去城里与家人团聚，现还留工厂里的除了一些技术骨干之外，就只有几个工头和会办、帮办。
当总司令率领部下走进成都兵工厂高攀桥分厂的时候，迎接他的高级职员只有一个毛玉麟会办，剩下的都是工头和帮办，好众人都是工厂里的老职员，对于总司令的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