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惠达的提醒下，宇文泰重新发现了苏绰，将他从行台郎中升为著作佐郎，著作佐郎作为著作郎的副职，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算是高级秘书之类。
不过，此时宇文泰只是把苏绰当做了能员干吏，他还是没有真正发现苏绰，苏绰在新岗位上仍然踏踏实实地工作，一丝不苟地做好分内之事。对苏绰而言，升为著作佐郎便成为领导身边的人，如此便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碰巧苏绰就是个又准备的人，很快，机会便不期而遇，苏绰想不出头都不行了。
某日，宇文泰觉得很闲，便邀众大臣们一起到长安郊区的昆明池休闲娱乐钓钓鱼什么的，大家前呼后拥地走到长安城西汉故仓库遗址的时候，宇文泰忽然问大家关于遗址的典故，令宇文泰失望的是，武将们不知道就算了，那些号称饱读诗书的文臣们竟然也没有人清楚。
有人小声嘟嚷：要是苏绰在这里就好了，这事一定难不倒他。越不懂的东西越要弄明白，这是宇文泰的性格，听说苏绰能解答，便命人即刻传苏绰来见。苏绰果然不负众望，全面具体地回答了仓库遗址的来历和历史变迁。宇文泰既惊讶又高兴，想不到苏绰如此博学，于是话锋一转又问起历代兴亡故事，苏绰仍然对答如流。
宇文泰兴奋了，让苏绰跟自己并马而行，边走边谈，等到了昆明池，还是意犹未尽，也顾不上钓鱼了，立即命打道回府。
苏绰随宇文泰到了丞相府邸内室，两人继续深谈，苏绰侃侃而谈治国之道，宇文泰都听呆了，累了。宇文泰就躺在床上继续听。苏绰讲到帝王之道，却不完全采用儒家的学说，更多地掺入了申韩之术。
在治国上，儒家讲王道。讲仁爱，申不害主张帝王用术驾驭百官，韩非子醉心于严刑峻法，孤立起来哪一套方案都有缺陷，但是三家糅合在一起。结果就不一样了。
对百姓要仁，帝王和百官要爱护百姓，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但仅仅对百姓宽容是不够的，宽容无度容易演变为纵容，要制止犯罪仅靠德治是不够的，必须严明法令，依法治国，而法令需要各级官吏来贯彻执行，歪嘴和尚念经经文再好都能念歪了。所以整顿吏治非常重要。
帝王不能不相信官吏，但也不能过分相信，要让官吏们有畏惧感，这就是帝王之术。苏绰认为为国之道即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一只手拿着大棒子，一只手拿着胡萝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太新鲜了。过去宇文泰向大儒们问治国之道，得到的答案总离不开仁政爱民或者无为而治，道理光鲜。实施起来却如老虎啃天无从下口，而今日苏绰所言，才真真是治国之精髓。
宇文泰听得兴起，从床上爬起来。整理整理衣服，正襟危坐，几乎跪坐在床席上，用崇拜的眼神望着苏绰，仿佛要把苏绰的每一句话都记到心里，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他们才发现一夜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宇文泰本就智谋过人，曾经是贺拔岳最重要的幕僚，加上主政原州夏州的经历，因此更加体会到苏绰所言为至理。
上朝后，仍处于极端兴奋状态的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乃奇才，我要把政事都委托给他。周惠达连连称是。周惠达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真心替苏绰高兴，更为宇文泰高兴，毕竟人才难得。
当天，宇文泰即下令升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军机要务，从此苏绰进入西魏最高层决策中心。苏绰没有辜负宇文泰的期望，他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制订了诸如文案程序、会计报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办法等制度。
报销涉及到国家财政支出，户籍直接决定国家财政收入，两个办法的实施主要针对西魏不太富足的国家财政，为缓解了国家财政压力找到了秘方。宇文泰从一开始就立志建立一个清廉政府，西魏地广人稀，经济底子薄，如果像高欢那样任由官吏们贪污，老百姓早就活不下去了。
宇文泰不光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对于贪污不法行为，他掌握的原则是从严从快绝不姑息，他的娘舅表弟秦州刺史王超世骄横霸道，贪污受贿，宇文泰毫不客气地奏请朝廷将其赐死。宇文泰六亲不认的作风震慑了西魏官场，西魏政治开始走向清明。
相比较而言，东魏官场要黑暗得多，高官权贵们贪污受贿已经成为潜规则，不贪不受的人凤毛麟角，对此高欢不是不清楚就是没办法，大家跟着自己风里来雨里去过着刀头上舔血的日子，不能管得太严，逼得太紧他们就该叛逃了，反正三家公司都在招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高欢有高欢的难处，但以高欢的精明他自然知道政以贿成的结局，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时机，很多事时机选择正确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功败垂成。两魏的宣传战一刻也没有停过，谁是正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化自己弄臭对手是宣传工作的基调，魏文帝下诏罗列了高欢的二十项大罪，声言要御驾亲征，跟宇文丞相一起扫除奸臣。
高欢也不示弱，发出檄书，称宇文黑獭、斛斯椿为乱臣贼子，声言将分命诸将，领军百万，刻期西讨，将盘踞关中的军阀割据予以消灭。双方都是嘴上硬，暂时还没有实质性的行动，高欢忙着巩固南北边防和收拾国内异己分子，至于宇文泰，以西魏目前的国力，更不具备大举东征的可能。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