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十五年二月到开元十六年秋天，宇文融外放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半。期间，他除了担任魏州刺史外，后来又兼任汴州刺史。
原来，唐朝因为缺乏省一级的机构（虽然有道，但没有固定的机构与官员），后来形成一种惯例，大州刺史兼任整个道的事务，而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刺史通常监管整个河北事宜，而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刺史则监管河南，所以宇文融虽然离开京城，但其实是到前线直接去督导业务，而且其业务范围除了原来的“检田”“括户”“赋税改革“三项之外，还增加了”救灾“及”漕运“两项。（一机多用，这样的人才老板最喜欢；省油、耐操、c/p值高）
在外面的这一段时间，宇文融除了担任两州的刺史外，中间也兼任了一堆的职务，如河北宣抚使，河南采访使，江淮转运使，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甚至还兼户部侍郎等，也间接的证明了我前面的说法。
这一段时间，宇文融再度发挥了他在经济领域的长才，做出重大的贡献。
过去发生水灾时，沿河诸州只能是发文给中央，然后静待中央指示，期间没有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常常造成灾害的扩大；中央在接到命令后，也只能居间协调各部门，但救灾牵涉到户部（财政）、漕运（运输）、钱粮输出州县、灾区州县等多方配合，往往费时费力，成效不彰。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河北大水灾，在宇文融的统筹下，很快的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运抵河北灾区，其数量达到一百余万石之多，拯救了大量的灾民，李隆基深感欣慰，于是在当年秋天（八月或九月），宇文融大功告成之后，诏令他返回京城。
宇文融回京后，官任鸿胪卿及户部侍郎，这时他主要的工作是税制改革及开辟新财源，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就，所以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宇文融被升为黄门侍郎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跨入宰相的行列，宇文融也在此时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高峰。
在这时候，李隆基对朝政的安排是这样布局的。首先，三位元老：源乾曜/宋璟/张说分别被安排到品极高但比较没有实权的位置，用来稳定朝政。其中源乾曜担任太子少傅，宋璟担任尚书右丞相，张说担任尚书左丞相。
在处理实务的宰相人选上，萧嵩为中书令遥兼河西节度使，主管军事方面；宇文融主管财政；裴光廷为中书侍郎，主管人事行政，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但合理并不表示就没事，问题常常不是因为“事“而产生，更多的是因为人。
首先是宇文融自己做人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在部长level及以下的位置上，你可以是只是某个领域方面的专家，例如理财专家，治河专家，军事专家，只要你上面有人罩着，努力发挥专业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当到了宰相的位置，那你肯定要是做人的专家。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罩你，相反地，你还要负责罩很多人。
（连载更新）
宇文融的不幸就在于他是处理事情的专家，但不是做人的专家。
所以在升到到宰相的高位后，他的问题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全部被看光，大家都知道怎样攻击他。
首先，宇文融升迁太快，太过自满，他刚当上宰相时，就信心满满的对左右夸口：“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可见其心态已经不太平衡。
其次，宇文融用人不分党派，喜爱与人交游，乃至呼朋引伴酣饮，而这些人如果行事有亏，宇文融就不得不被牵连上。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宇文融对自己做的事很有信心，听不进别人的话，有时候在皇帝面前也常常大声争辩，这样一段时间后，皇帝也觉得受不了。再加上这时候在皇帝身边说他坏话的人，只增不减，皇帝也渐渐对他失去耐心。
但要拉宇文融下台，总得有人动手。据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裴光庭，他本来就算是张说一党的人，另外就是他从宇文融的下台中能得到最多好处。
事情起源于一件小事，但在有心人的操作下变成大事。
这件事得从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说起，唐太宗命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后，双方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松赞干布去世后，唐朝与吐蕃的争端开始激烈起来。吐蕃以石堡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为基地，不断出兵攻打唐朝河西及陇右地区，唐朝深受其害。
开元十七年三月，李隆基命“信安王“朔方节度使李祎（吴王李恪的孙子，吴王是唐太宗跟杨广的女儿杨妃生的第三子，后来被长孙无忌害死）跟河西、陇右地区的驻防将领一起商讨如何拿下石堡城。其它将领都认为该城地势险要，又是吐蕃重点防守的地方，如果唐朝军队深入夺取不成，则撤退的难度非常高，建议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但李祎认为，石堡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即使再困难，也得想办法夺取。他仔细研究了状况，发现石堡城依山而建，只有一条山路通往城堡，如果强攻，损伤必然惨重，于是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隐秘的饶到城外埋伏，然后全面攻击，吐蕃措手不及，支援部队还没赶到，石堡城已被唐军攻占，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石堡城战役”（天宝八年还有第二次石堡城战役）
李隆基欣喜若狂，将石堡城改名为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