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面不久，一代奸相李林甫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李林甫死后仅仅五天，杨国忠便接替李林甫出任右相。
李林甫临终之际的政治哀求并没有唤起杨国忠的恻隐之心，反而激发了他的报复之心，因为政治斗争不相信眼泪！
杨国忠诬陷李林甫曾经与叛将阿布思约为父子。意欲谋反。
老练的李隆基当然不会轻信杨国忠，可是他后来却不得不信。
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为了免受政治牵连而不惜对刚刚去世的岳父落井下石。
信以为真的李隆基下诏斥责尸骨未寒的李林甫，而且追夺赐予的所有官爵，最终以庶人的礼仪下葬。
曾经权势显赫的李林甫没有想到死后居然身败名裂。
《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
李林甫能够镇得住也就是能够“hold住”安禄山，而继任者杨国忠却没有如此高超的政治手腕。
攀登到权力巅峰的杨国忠开始谋划属于自己的权力版图，而深受恩宠的安禄山成为杨国忠的眼中钉。肉中刺！
虽然杨国忠将打击目标瞄准了安禄山。但他并不急于与他撕破脸。
杨国忠推荐吉温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在吉温升迁的背后，安禄山通过吉温控制河东镇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在此之后，杨国忠安插自己的亲信杨光翙出任河东道治所太原府府尹。这也使得安禄山始终无法完全掌控河东镇。
虽然杨国忠这样做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却在客观上拯救了河东地区。
打击武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说他谋反。杨国忠毫不例外地使出了这招杀手锏！
安禄山真的为叛乱准备好了吗？
叛乱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将士、武器、马匹和军费等方方面面的准备。
将士方面，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三镇管辖近二十万精兵，军队数量竟然占到所有唐帝国整个边防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对于帝国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安禄山利用职务便利和个人魅力使得他的身边汇聚了一大批谋臣武将。
高尚、严庄和张通儒成为安禄山的高级智囊。
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成为安禄山的心腹将领。
安禄山收养归降的同罗、奚、契丹等三个少数民族的八千勇士为养子，号称“曳落河”，其实就是壮士的意思。这八千“曳落河”日后成为所向披靡的先锋。安禄山还在家奴中挑选数百名善于射箭的人严加训练。
武器方面，以抵御契丹进攻为名，安禄山在范阳城北侧筑起雄武城，用以储藏兵器和军粮。
马匹方面，马匹是最为重要的作战工具和运输工具。马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支部队的战斗力。
河北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安禄山通过边境贸易囤积了大量马匹。光品种优良的单于、护真大马便达三万匹。安禄山后来又兼任国家养马场的场长后又搜罗了一批优质马匹装备自己的部队。
军费方面，买军粮需要钱，买武器装备需要钱，派发军饷需要钱，赏赐将士也需要钱，到处都需要钱，可是安禄山拿得出那么多钱吗？
安禄山兼任度支使、营田使、陆运使以及转运使等名目繁多的经济使职。
尽管如此，安史之乱前的节度使们并没有真正独立的财权。军费来源分为自筹和划拨两种方式。
朝廷调拨给各大军区的军费主要包括衣赐与军粮两部分。关于军粮的数据不完整而且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较大，所以不具备分析比较的价值，现只比较各大军区衣赐数值。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各大军区人均赐衣数值相差悬殊。虽然帝国各地的军费执行标准略有差异，但是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也就是史书中屡屡提及的“以长行旨为准”，可是范阳人均衣赐数值却明显低于其他军区。
这说明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阳镇自筹军费在整个军费开中占很大比例，对于中央拨款的依赖程度有限。自筹军费主要来自营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禄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巨额收入，所以范阳的部队离开中央的财政支持仍旧可以生存。
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天宝时期，河北道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6.57，而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09。在整个帝国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虽然唐朝还没有gdp统计数据，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唐帝国内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安禄山显然具备发动叛乱的实力，但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两个汉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安禄山最终走向反叛的不归路。一个是掌书记高尚，负责“典笺奏”，职责相当于机要秘书。一个是孔目官严庄，负责“治簿书”，职责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高尚祖籍范阳郡雍奴县（今天津市武清区），可是高尚并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