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几天，董毓珮在赣榆县董家湾宣布就职。这个家伙当了赣榆一把手后，立即组织了“五人反动小组”（成员有董毓珮、蒋亦良、宋少峰、徐达人、董竹庵），并企图调原朱爱周的得力干将张树仁、范树平、朱明远等到人赴省受训，以瓦解中共和朱系的真正的抗日力量。
这个家伙同时还公布了三项反动措施：第一，对不纯正思想（指我党的抗战救国主张）要坚决反对；第二，对**赣榆人物（指刘寄萍、李克济等我党党员）要驱逐出境；第三，对邻县（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势要严密注意。
刘寄萍以县府政务委员的身份对董毓珮的反动立场当场预以驳斥，并指着董毓珮的鼻子说：“你是什么东西？哪里来的？又不是全民先出来的县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这个……你怎么开口骂人？”
“开口骂人是我的不对，我向你认错。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为了抗日救国，大家伙应不计前嫌，团结战斗，共赴国难。否则同室操戈，制造分裂，结果势必导致赣榆再次大乱，这等于是直接帮了小鬼子的大忙。大伙说对不对？”
“对！”在场的大部分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董毓珮在受到刘寄萍等大多数人的反对后，只好草草了事，不欢而散。从此赣榆的国共两党摩擦逐步加剧。
此时，县内形势逼人，中国***员张树仁所掌握的第七区的存款被董毓珮无理提调县府使用，县政工大队也被董毓珮解散，锄奸队也被以加强区队武装为名，分散到了各个区队，全县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寄萍在征得上级党委（五地委）同意后，同意党员分散转移、隐蔽和对锄奸队分散进入各个区中队等事项。
另外，他还提出工委改组方案，原工委主要负责人因在社会上色彩过红，决定退出领导班子，重新组织新的工委领导，新组织的工委由张树仁任书记，领导成员有孙德南、李克济和霍仁。
不久，赣榆的工委机关、县府政训处、政工队骨干分子和区公所部分做军队工作的人员全部撤出了赣榆，到达山东莒南县北霖村。从此，赣榆的国共合作就完全破裂了。
赣榆二区区中队扩编后，新老队员团结一致，打伏击，炸炮楼，给敌人的军用码头造成极大威胁。
日本驻海州司令官，为了消除这个“心腹之患”，特意向川岛芳子求援。芳子坐在太师椅子上，得意洋洋地说：“司令官先生，消灭宋老大等人的时间为期不远了。前天我们已同董毓珮细谈过了，他打算找人潜入第二区队，设法干掉这个大魔头，和把这个区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芳子说完，命令韩国籍女手下金明芹，将原国民党赣榆县府办公室副主任、叛徒相明星找来，问道：“你敢肯定二区中队没有人认识张新骏？”
“我敢肯定，他是刚从东北调来的，应该是没有人认识他的。”松田大佐看了看叛徒张新骏，不由叹口气，双手一摊很无奈地说；“可惜，这个国民党‘军统’已‘走人’了！”
“不见得！也许他还能活过来呢！”芳子笑容满面地说着。
果然不出芳子所言，就在前几天的战斗中，这位名为国民党“军统”派来的特派员张新骏，实为芳子手下的特务冒充者，不光是在赣榆二区队中“返阳”，而且他的好武功，还得到区委员苏丹的赞扬。
苏丹同副队长万小平光着腚长大的，关系特铁。鬼子进滨海地区之前，他曾在黄泥头手下干过一段时间的土匪，在朱爱周的动员下又直接参加区中队。宋继柳来到这里后，他“不得志”的情绪极为明显。这时，当他想着心事来到区队客厅，正要走进去，屋子里传出谈话声，使他好奇地站在那里，想偷听内容。
原来，区队长祁太和正同主管人事的副队长兼三分队长的宋继柳商量，是否将苏丹提为司务长。宋继柳摇摇头，说：“前几天有队员看见他掏了死鬼子一大把钱票，清点战利品时没有上交。我看这种劣迹不改的人，还是暂时不当这个管钱的官为好。”
苏丹听后，闷闷不乐地正要离开，已经成为区中队保管员的中口走进院子大门，让他把从伪军小头目尸体上撸下的手表交出来，因为这是公共的战利品。苏丹把小眼一瞪，撒野地说：“鬼叫啥呀？哪里来的洋潮种，老子不吃小日本那一套。”
中口气愤地说：“你立即把手表交出来！”
苏丹故意把左膀腕挽起来，挑衅地说：“这是老子缴获的，等老子玩够了，你这个小日本再来拿吧！有本事自己也去缴一块，省得看人家带块手表也眼红！”
忽然，宋继柳从里屋走出来，伸手严肃地命令：“苏丹，你给我快点把手表和自己的的盒子枪一同交出来。”
“这……交不交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着不大情愿地把手表和手枪交出。
张新骏站在一旁边，虽然没有说话，但心中乐开了花。苏丹没有办法，只得把手表交了出来。宋继柳把手表和盒子枪交给中口，坚决地说：“保管员先生，他什么时候在大会上承认错误，什么时候把家伙还给他。”
苏丹气急败坏地来找刚刚在外执行任务回来的万小平，一跳多高地说：“我放弃了黄泥头给我一个副营长的机会，来到这里出生入死一年多，如今只是个挂名的区委员，可一个打渔郎刚到队里就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