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叔嫂俩之间的过结三天三夜讲不完，颜永农家住拖木埂，月心家住狭山墩，两地属于同一县不是同一公社相隔天远，两家瓜藤亲都不沾两人怎么进了一家门呢？
这得从颜永农父辈说起，早年颜永农的父亲颜肃明同着月心的父亲廖盛强一起在王家陇修渡槽。这是一项很大的水利工程，从全县调集了近一万民工修了三年。
当年民工跟学生寄宿一样自带被窝和饭米驻扎在当地。
他们两个人被安排住在的一户人家里，同住的还有另外来自不同公社里的四个人。六个人都睡在这人家的木板楼上，跟这家人合用着锅碗瓢盆。
调出民工的工酬在家跟最高劳动力跑，另外政府一个月发三十斤粮票，对于一些日做牛马工夫的壮年男子来说一餐才三两米吃了放在肚子哪角落里呀？
下饭菜就更没有说头了，这里没有属于他们的一寸土地给种上一棵青菜。他们的口袋里不兴放钱，也没有钱放。农村有杂货铺、肉摊子没有菜摊子。
到了歇工的时候民工就回家带来一些干菜干瓜果来，带来的也不是很多。
在那个年代，土地都归公家管，属于私人的自留地相当地少，而且不怎么允许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试想想哪家有多少余量余菜呢？
在那个还没有发明“计划生育”这个词语的年代，农村人都信奉多子多福，妇女们从有生育能力起一直辛勤地生到失去生育能力为止，少则五六个多则上十个。
想想这么多嘴巴要多少食物去塞？
民工们带出来的菜少得可怜，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菜下饭就用冷水浇饭吃下去。有人还乐观地说：“冷水浇饭抵鸡汤”。
多数时候他们烧盐水汤下饭。
一次他们烧了一砵盐水汤放在一杌子上，六个人围着杌子蹲在地上吃饭，扒了一口饭就用筷子到砵里蘸一下盐水放到口里吸允一下。
廖盛强每次蘸盐水的时候都要用力把筷子插到底，把砵底捅得“嘭”的一响。
这样的次数多了问题就出来了，在他最后一次把筷子插下去的时候砵子的底裂了，盐水从裂缝里pēn_shè出来。
其中一人可惜盐水糟蹋了于是端起砵子要把盐水直接倒进碗里，哪知道端起来的只是一个钵筒子，砵底四分五裂了。
这时除了颜肃明没有一个不说廖盛强的。
“好了，这一砵盐巴巴的汤给你一口喝了，大家只好歇着一只猴子了（干望着）”。
“你只要轻轻蘸一下了行了，作那么大老力蘸黏的盐水多些？”。
“你要把筷子插到那老底下干什么呢？那底下又没有沉脚鱼可捞。”又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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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伙的人说了没有歇落，主家妇女进来了，见了破砵不知道有多心疼。
她说：“我家通共才一对这样的砵子，花了我五角五分钱一个买回来。当时我就一不愿二不愿借给你们用，怕把它弄坏了，是你们说尽了好话，作尽了保证才借给你们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颜盛明笑着说了一句。
“我才不图便宜呢！我给你们一个癞痢娃子你们就得还我一个原先的癞痢娃子。要不然我以后什么都不借给你们了，让你们用手抓生米吃。”
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何况主家人的话说得那刻薄，非赔不可了。
到底怎么赔呢？估计六个人合起来都凑不齐五角五分钱。
一人说：“谁捅破的谁赔。”
“那是自然，我们不可能跟着当赔匠。”有人马上附和。
“还要尽快赔人家，免得我们吃生的。”有人这样说。
廖盛强一句话没得说蹲在一边把头挖进胯里。
颜肃明这时说了一通跟其他人不同的话：“这砵子是廖盛强捅破的理应他赔，可是廖盛强拿什么赔呢？他身上除了这个月的粮票外再没有可以用的票子了。”
“哪个口袋里还放了一个金元宝？”
“要是他拿粮票去折钱的话得两三斤，那么他就要饿三天肚子。你们说做这样的牛马工夫三天不吃饭谁撑得住？”颜盛明继续说。
“那是呀，一餐就那么一钵子饭，没什么菜，油水又薄，几块石头扛了下来肚子里咕咕叫。”一个说。
“我想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伙伴，同吃同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应该同甘共苦，犯难与共。所有我提议大家都替他分担一点饿，每人拿出半斤粮票出来赔这个砵子。”
“我不出，凭什么‘黄狗吃肉黑狗当栽’。他太护食了，明知是一砵青汤寡水还要锅底捞。砵里有几根‘浮水筒’的时候他恨不得一筷子打个一干二净。这样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替别人想想呢？”有人马上反对。
“既然这样说，那么你那半斤算我的，还有谁不愿意出的就提出来，要是都不愿出那么我就跟廖盛强平摊。”颜肃明说。
不过大家没有让他们俩平摊共着一起赔了。
由此廖盛强与颜肃明的友谊日益加深。一年后工地下马了，各自要回家，因为两家相隔很远，他们舍不得友情就此薄下去，于是想结个亲戚常常走动。
正好颜家有个七岁的儿子叫颜永农，廖家有个五岁的女儿叫廖月心，就由两家大人做主订下了娃娃亲。
此后两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来来往往很是亲热。
颜永农父母疼爱月心胜过爱自己孩子，年节一到他们提前打发颜永农和他疤哥去接月心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