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名文官辞官！
甚至，其中，不乏尚书侍郎副都御史这样的高官。
这种现象对朝廷政务的正常运转很容易造成影响。
这也是许多文官以辞官要挟皇帝的缘由，他们相信帝国的统治秩序要稳定运行，就离不开他们。
好在不是所有的文官都辞了官。
因而，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朝廷也没有因为一百多名文官的辞去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郭东山超迁为左副都御史后，立即就开始安排都察院的御史上疏弹劾戴凤与薛凤鸣的犯法之事。
左都御史杭淮自然也不敢阻拦，批准了郭东山递上来的弹劾奏疏，且正式呈递君前，朱厚照批准后，按照流程需交由刑部审问定罪。
而薛凤鸣与戴凤两人被刑部的人从东厂督察司带到了刑部大牢。
因为，按照朱厚照确立的新朝行政规范，朱厚照只授予了刑部监禁官民与抓捕官民且判刑的权力，东厂督察司也不能长时间拘押官民。
东厂只是得皇帝授权，代表天子询问自己麾下臣民的忠诚度，并且要求交待问题而已。
相当于后世的组织问话，确切而言，不是审问定罪，并没有干预司法。
刑部对薛凤鸣与戴冠审问了一番，且是公开审问，作为大明天子唯一授予缉捕审问权的中央衙门，刑部也不能随便缉捕审问一个人，他需要都察院弹劾与起诉立案才能缉捕与审问一个人，同时还得接受大理寺的审议。
因而刑部审问犯人必须是公开审问，要接受都察院与大理寺监督。
刑部尚书顾璘虽然已辞官，但内阁与其他堂官没有辞官，因而也就迅速廷议，迅速让刑部左侍郎许浩做了刑部尚书，而薛凤鸣与戴冠也迅速被做出了判决。
薛凤鸣因为诬蔑大臣，被廷杖六十，罚银一千两，而且被吏部贬为高雄县县丞。
在这之前，朱厚照已下旨正式改东番为台湾府，而高雄则是最近由朱厚照派去的第一任台湾府知府孙玺开辟的新县城。
而薛凤鸣则光荣的成为了大明又一个派去开发台湾的文官。
但是薛凤鸣对此却并不感到光荣，他的内心是苦涩的，因为谁都知道去台湾当官就等同于流放，能活着回来都不错了！
戴冠则因为擅离职守被廷杖三十，罚银五百两，被黜为沙井县教谕。
沙井县便是上文提到的由近卫军在漠南新开辟的一个县，知县刘桂口中那个几乎只有胡人没有汉人的县。
戴冠去沙井县做教谕，也只能教胡人学四书五经了。
翰林学士李实、翰林编修黄芳、礼部员外郎沈涛等也相继被治罪贬官。
一场最初因为设立国家行政学院而掀起的风波总算平息了下来。
但做造成的影响依旧还在，上百名文官辞官后，还留在朝堂上的文官们有许多是身兼数职，大都力有不逮，因而选拔新任官吏显得颇为急切。
正德十年，元宵节刚过没多久，吏部就正式确定了需要进入国家行政学院进行轮训的中阶官员名单，并上报皇帝朱厚照，得到了皇帝朱厚照的批准，且正式下诏于这些被选定进京轮训的中阶官员，令其交待好政务后进京入学，且规定了入学日期。
这些需要被轮训的官员中，在京的自然不用着急，但对于在地方的官员而言，少不得又得经历一番车马劳顿之苦。
但这些官员们都知道一旦被选进京学习，就意味着要被升官，因而，在收到被调入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圣旨后，这些官员们还是很高兴的，忙马不停蹄地往京城赶来。
进京的文官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而离京的文官们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辞官的文官们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贬为了庶民，他们不由得控诉起那些不愿辞官而且还向皇帝示好顶替他们官位的文官来，他们骂这些文官见风使舵，骂他们卑鄙无耻，骂他们道貌岸然。
而同时，这些辞官的文官们又怀念起皇帝对他们的好来，怀念每逢正旦元宵时的丰厚赏赐，怀念政绩完成后的年终奖励。
还好的是，他们的君父朱厚照并没有忘记他们。
朱厚照召见了侍从室主任唐伯虎，唐伯虎主要负责文化宣传。
此时，朱厚照召见他自然也是关于文化宣传与舆论上的事。
“那些请辞的官员辞官后，他们虽然成了庶民，但是笔杆子还在，把他们全部聘请到文化领域做事，用银子用契约合同将他们的嘴巴管住，总之别让他们闲着！闲着去写与朝政不利的话！”
“臣明白，伦文叙、严纮这些都是文坛领袖，臣不会让他们流落街头！”
唐伯虎笑着回了一句，然后又问道：
“不过，臣担心的是，这些对朝政不满的官员辞官后，一些抨击朝政，总觉得尧舜禹汤时期才是真正盛世的报刊会越来越多，这样会不会不利于朝廷？”
朱厚照也知道这些官员辞官后，很多人都成为了大明这个时代的公知，开始掌控民间的舆论权。
毕竟随着大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朱厚照让地方官府开办识字班以及全民教育的展开导致大明识字率增加后，纸媒行业也迅速崛起，大明进入全民读报时代。
但也因此，使得各种“我在户部干过”、“我在内阁和阁老谈笑风生过”亦或是“我是状元、解元、案首”的公知越来越多。
不过，大明的公知们与后世的公知不同的是，大明的公知总是以为尧舜禹汤时期的月亮比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