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理由那也是相当地充分的。
相当充分的理由主要为：
其一，从一八六七年至今，所有工业企业（其实指的是所有国有企业）员工薪金原本正常的上调窗口即被关闭。员工们的薪金不让涨，可三年来的物价，却是依旧按部就班地上涨了将近百分之十。
其二，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给国家所创造的巨大价值那是有目共睹的，但与之不相配的却是，国有企业员工们的收入，竟然开始落后于了民营企业。而随着这种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将会更加动摇员工们对国有企业的认同感，造成企业所需人才的大量流失。
当然，还有其三和其四……
不过，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务院的认同。
但是，毕竟是天朝的长子，政务院的不予理睬，却阻挡不住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等等的这些身板强壮的天朝长子们，将他们那颗“为了国家经济的永久繁荣昌盛的拳拳赤子之心”，捧送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杨秀清的面前。
显然，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对身为国家主席的杨秀清的了解，还是极其深刻的。
拥有着一颗极强的对基层民众的体恤之心的杨秀清，尽管已经开始在为政府腰间那不再是圆滚鼓囊的钱口袋忧愁，但在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广大企业员工们”的切身利益面前，杨秀清在长叹一声之后，却还是把牙关一咬，即便国家再穷，辛勤劳作的工人们的薪金也得涨。
早在杨秀清将上述这两个都是事关着“钱”图大业的想法，明明白白地摆摊在最高五人会议的桌面上之前，他就与石达开做过了沟通。毕竟石达开那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而有关增税这样的敏感问题，若是得不到全国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首肯，那就完全是屁话一个。
实际入库的政府财政的日渐减少，同样也要引起石达开的一些担忧。但尽管如此，石达开却依旧反对国家财政委员会帮杨秀清想出的那个什么增税计划。理由很简单，税负伤民。
不过，对于那个反倒会给政府财政雪上加霜的有关企业员工调薪的问题，石达开却与杨秀清一样的予以了认同。
而能够令石达开真正担心的，恰恰就是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所言的那种状况，即因国有企业的能人们不断地、大量地要流向高收入民营企业。直接伤害了国有企业这个国家经济的根本基石。
与石达开相反，洪仁玕积极地赞同增税计划，却坚决反对国有企业的加薪。
洪仁玕认为，现行的税收政策过于向乡镇和民营企业倾斜，无论是在工业生产，还是商贸流通领域，乡镇和民营，尤其是乡镇和民营企业之中的那些小微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负，基本上可以说是未予计算。
国家正在处于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千百万的红军将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企业和商户们又该怎么办？
纳税，只有更多地纳税，那才是与国家同舟共济。
大河无水小河干嘛。这可是一种极为浅显的道理了。
至于为什么不该给国有企业员工提高薪酬，洪仁玕则是有重要依据的。
洪仁玕的重要依据就是，民营企业员工的实际工薪，根本就没有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所言的那种高企。南方造船和长江航运们完全是在误导政府的决策层。
接着，洪仁玕通过自己所掌握到的第一手数据向大家证明了，如果同样要是以相等的规模或是人员的数量等条件来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表面上看，一个民营企业所支出的工资总额，那肯定是要比国有企业高一些的。
但那只是一个平均数。
倘若要是再加以细分的话，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
话句话说，民营企业中的确是有一些人要比国有企业的员工所得到薪金多，可那仅仅只是位居民营企业高层的一小部分人。而他们的普通员工的薪水，则根本大都也就相当或是低于国有企业的员工……
石达开和洪仁玕的先后表达出来的态度，使得杨秀清不得不又将期望寄托在了林海丰和郑南的身上。因为最终的局面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又将取决于林海丰和郑南两人的态度。
而结果似乎也没有出了杨秀清预料，林海丰和郑南是既反对向工商业增税，又反对开放国有企业调薪的窗口。
林海丰的意见很明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坚持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而现实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政策的实施所带给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是相当巨大的。
政府对民营零售、服务等业界的低税收政策，促进了工业和农业之后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又帮助政府甩脱了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
而政府对传统手工艺品加工行业完全免税，再辅以外贸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则显然是宋锦、竹编、草编、手工刺绣、蜡染、手工木雕、泥塑、剪纸以及民间玩具等整个传统手工艺品行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并帮助民众脱贫致富的根本基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镇经济和民营经济给国家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所谓的国有企业小。
至于国有企业员工的薪金是低是高这个问题，林海丰都懒得多谈，仅仅以一句“那是哑巴吃饺子，各自心里有数”就潦草带过。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