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丰很认真地看着郑南，好一阵子之后，突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说你这个老郑啊，一开始的时候，你认为右派的势力并不是那么的可怕，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所以不想开展这场反右的大运动。可现在，你却又觉得右派无处不在了。”
“当然，红军大学的政治学院也好，地方院校的政治理滦究和政治教育专业也罢，都不keneng是一片净土。不过，我们将要派出去的这些调查工作组都是有纪律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只带着两条腿、两个耳朵和一双眼睛，至于嘴嘛，那是不用带上的。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深入实际的观察，不仅可以提高他们对整个运动的深层次认识，同时也会改变少部分人keneng存在的右派思想。””说章节
听到林海丰这么说，郑南开始略显轻松地点了点头，“这样倒是bucuo，可以及时地将各地在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反馈上来，以便随时纠正。”
“不单单是如此啊，”林海丰一边微笑，一边轻轻地摇了摇头，“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的学生们开拓眼界，在运动中经受锤炼。你和我这些人总要老去，i的国家的命运，那是把握在他们年轻的一代手中的。”
正如林海丰所担忧的那样，尽管共盟会中央明确地给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划好了所有的道道，但运动真正地一展开，各种各样的偏差，果然就都冒了头。
在四川省，一些共盟会和政府的大员们打着坚决反击一切右派猖狂进攻的旗号，对那些本是以善意的心态给共盟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层提意见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即揪出来了近五万所谓的右派，其中，仅被他们冠以了顽固和死硬右派的人数。就占了三分之一还强。
在广东省，在处理罢工、罢市、罢课这样的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竟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基层的工人、店员和学生，大把大把的右派帽子，沉甸甸地落在了明摆着是遭到了工厂主和店主们裹挟的普通工人和店员，以及学校里的学生们。
至于上述事件背后的真正根源的大小资本家们，却被这些政府的官员们当成是一方的支柱，百般地予以呵护。
尤其在针对那个早已“闻名全国”的那个响当当的右派分子的大本营《南方周刊》的处理i上，广东省盟委和广东省政府的某些大员更是显得爱护有加。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要求严惩和坚决取缔《南方周刊》类反动报刊的人民声浪，广东省盟委和广东省政府的某些大员拉大旗作虎皮。开始高谈阔论共盟会一贯的挽救政策，以及只有确保宪法赋予人民的真正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当上万工厂的普通工人，店铺的店员因为罢工和罢市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当一个只是因为被迫参加了几天的罢课，尽管才年仅十二岁的娃娃，却也照样被都被打成了小右派的时候，在众所周知的放毒已经放了十几年的《南方周刊》，好不容易被挖出来的十几个右派，居然都是其下属的印刷厂内不肯“好好履行义务”的印刷工人。
在河南。同样的疯狂也在上演。
曾经给领导提过意见的，曾经不满过领导的瞎指挥的等等，都成了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
更有甚者，开封的一位老农。只是因为对某个领导高喊过的几句根本不切实际的漂亮口号表示了一些不满，说了句怪话，竟然也被整成了右派，而且还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
当然。在一些地方歪风四起的时候，另外的一些地方，却将反右运动搞的是真正地恰如其分。
面对着同样的罢工、罢市和罢课行为。在上海，各级共盟会和政府机关深入群众之中，认真倾听广大人民群众乃至资本家们的声音，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和化解矛盾。
对于极个别确实别有用心的，试图以厂店的工人和店员们的切身生计来绑架共盟会和政府，硬是要跟人民“决战到底”的工厂和店铺，上海市盟委和市政府在多次组织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先是采取拨付专项资金承担起数千余工人和店员们的生活费用，从根子上孤立这些别有用心者。
当这些工厂主和店主们的希望落空，并痛感自身生计已难以维系，开始低头认罪的时候，上海市政府为长治久安计，却适时高举起了混合所有制的大旗，即政府出资参股这些工厂和店铺。
至于那几个与《南方周刊》沆瀣一气的右派报刊，上海市盟委和市政府则毫不手软地，先是组织一系列的批判。
对于其中肯于认错，并明确愿意改正者，给予该过zixin的机会；对于照样胡搅蛮缠者，则予以了坚决的取缔。
整个运动期间，经过反复认真的甄别，上海市总计揪出右派不足百人，其成分除去文化界之外，再就是来自各级政府机关的内部。
在吉林省，吉林省盟委的主要领导们组织并亲身参与到了与右派分子大辩论之中。
在一次次的大辩论中，省盟委的领导们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良好心态，认真听取右派分子及有右派倾向之人的发言。
对于这些人的有益批评，他们诚恳接受，并表示会加以改进，但对于这些人的错误认知和言论，他们则与人民群众一起，对其加以驳斥。
正如吉林省盟委上报中央的总结报告所言：
……经过一次次的面对面的大辩论，不仅促使我们踏下心来真正地用一分为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