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郑南却比林海丰平静的多。
文化革命的这场大风暴一旦猛地刮起来之后，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致？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郑南认为，在他的心里一直是有数的。
在本是属于他的那个年代里，由于过于年轻，由于所处的职务层次过低等原因，对于他曾经置身过其中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郑南其实不是很理解的。
而郑南还记得，就是在属于他的年代的他所在的部队之中，他曾经近距离接触过的一些已是师团级的领导们，也对文化大革命存有一些疑虑。
但尽管如此，郑南还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去鼓与呼。
道理很简单，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郑南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但亲身经历或目睹的种种新风尚，就不能不让郑南感到舒坦。
仅举一个例子：
由于工作的原因，当年的郑南曾有机会随同师团两级的领导公出。
当几个人一起随同团级的领导公出的时候，不论是赶上了午饭还是晚饭的点儿，团领导都会大方地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
而有了团级领导的这十块钱垫底，一顿午饭或是晚饭下来，郑南他们几个随行的普通干部们，每人也不过就是分摊了几毛钱。
如果随同公出的是师级的领导，那则是郑南他们这样的普通干部们最为开心的事情了。
因为不管不管是遇上了午饭还是晚饭，郑南他们就只需要甩开腮帮子、敞开肚皮地去大吞大嚼，至于饭钱嘛，反正是师领导一个人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
当然，郑南这样的普通干部们也有“背运”的时候，那就是当他们作为最高的领导，带着几位更普通的士兵去外出公干的时候，遇上了饭点儿，就只能是他们全部负担起来了。
同样，如今已站上了这个年代里的顶层领导圈的郑南。也就真真正正地开始理解了他和林海丰的导师、老人家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良苦用心。
因为若是用走马观花的眼神儿去看待当今党的干部们，这些党的干部们倒也算是都能够说得过去。
毕竟这些党的干部们还都踏踏实实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之上，用百姓们喜欢说的话来讲，那叫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咋地也还有些疲劳嘛。
但是，要是用党的标准来严格地审视每一位党的干部，则问题就大了去了。
在党员干部队伍之中，拉帮结派者有之。贪图享乐者有之，削尖了脑袋要往更高位置上爬者，也不乏其人。
更为严重的是，党的干部们，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极度匮乏，而封建的余毒却总是在脑袋里泛滥，对于资本主义的享乐思想、权贵荣耀等毒药的侵蚀，缺乏根本的抵抗能力。
因此，当林海丰提出和主张开展这样文化革命的时候。郑南自然也是觉得很有必要。但是，郑南却又不能不联想起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里的文化大革命中，虽发生的种种乱象。
而当年对产生这些乱象的根源还很难理解的出来的郑南，现在却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为了不想把自己搞的“灰头土脸”，不少他们的曾经的亲密战友们，可是要施展出各种的手段和花招，来向他们发起反击的。
看看，在本是属于他和林海丰的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乱象，如今真就不出所料地全都出现在了眼前的这个世界。
令郑南还更担忧的是。他和他的那位真正的亲密战友——林海丰，却又没能将他们的伟大导师的理论水平及人格魅力，完完全全地学习到手。
他郑南柔中欠硬，林海丰却硬中少柔。
天京所出现的这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抢先林海丰坐在他郑南面前的，一个是石达开，一个是洪仁玕。
尽管一个是有如竹筒倒豆子，一个善于拐弯抹角儿，但郑南还是听得很明白的，不管是石达开还是洪仁玕。都已经把各自的屁股坐在了所谓的天京农学院的“不懂事的”学生们一边了。
唉，心急是吃不得热豆腐的，既然文化革命已经发动了起来，那也就不妨在进了两步之后再退上个一步半步的，只要我们的大方针不被改变。
对于郑南显出的这种试图的妥协，林海丰是坚决不赞同的。
必须对犯有罪行的学生予以严惩！
“海丰啊，想想我们的老人家，对于学生，老人家那是主张以教育为主的，毕竟孩子们还小，还不是很懂事嘛。”
然而，尽管无奈之下的郑南已经搬出了“老人家”，但林海丰依旧坚硬的如同一块顽石。
林海丰认为，决不能那学生们的还小，还不是很懂事来为这起严重的事件作为开脱，道理很简单，天京事件的背后，那可是有着既年龄不小，且又相当懂事的阴谋者的影子的。
“我可以向你妥协一步，即不大规模地去追查天京事件背后的那支真正之手。”
于是，最终的郑南也只能向林海丰做出妥协。
在次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南把天京事件定性为了严重的刑事案件，并对天京市安全局坚持不向学生动武的行为予以了肯定，再次文化革命是文斗而不是武斗的宗旨。
与此同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还以多数票接受了文革领导小组的提议，对于那些在文化革命中打着所谓的革命的旗号进行打横炮者，除去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要宣布这些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