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当然不会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原创发明者。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这个提法，他只不过是从郑南那里顺手抄来的而已。也就是说，需要在国内掀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首倡者，其实是郑南。
而郑南的这个想法，是在林海丰提出应该用文化革命来教育广大的人民，纯洁党的干部队伍的时候拿出来的。
因为在当时的郑南看来，在眼前这样的大环境下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未必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得更贴近实际。
当然，郑南没能“闯”过林海丰的这一关。
因为林海丰认为，如果真的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大方向一定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引向歧途，其所为的风险，远远要高过文化革命。
要知道，在如今的党的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专门喜欢念歪经的和尚，实在是不能算少。
在经过几番缜密的思考之后，郑南最终赞同了林海丰的观点。
但郑南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当林海丰所驾驭的文化革命的航船尚在艰难行进之中的时候，石达开和洪仁玕，竟然扯起了他曾经想要举起的这杆大旗。
郑南很生气，很不满。
可林海丰却相当地淡定。
不仅淡定，面对着石达开和洪仁玕的时候，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上，林海丰竟然还相当异常地变成了一位闷头不语者。
对于林海丰所拿出来的这样一种的态度，郑南自然不愿接受。
不过，在郑南的面前，林海丰有自己恰当的解释。
林海丰认为，通过正在进行中的这场文化革命，已然将党内那些不情愿做人民奴仆之人逼上了前台。同时，又验证了搞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林海丰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在是不是应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这个问题上跟石达开和洪仁玕去针尖对麦芒，那是因为他始终都坚信。如今的党的队伍，就像是一个脊背上长了脓疮的巨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巨人最后必要要轰然倒下。
但如何医治呢？
很简单。等脊背上的脓疮冒了头，直接出手挤掉即可。
在林海丰看来，眼下出现在文化革命浪潮中的种种怪现象，恰恰就是在巨人脊背上的那个脓疮中，正使劲往出拱的脓水……
同时。在林海丰和郑南交流中，林海丰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并不认为石达开也好，洪仁玕也罢，甚至还有那群硬是在跟文化革命作死对头的各镇诸侯和地方大员们的大多数，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走向了党的对立面。
以石达开和洪仁玕为代表的众多的党的高级干部们，他们对党是不会有什么二心的，也认可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
不过，由于他们的理论水平限制，由于旧有社会给他们已经深深打下了的烙印。却始终都还在影响着他们。
正因为如此，大地主出身的石达开，才会对农村走上人民公社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感到不适应。
而曾经看过了香港的资本主义的西洋景的洪仁玕呢，则免不了要对资本主义的一些管理模式怀有钟情。
比如洪仁玕最喜欢念叨那个什么在企业内要搞“党政分开”。
那是什么党政分开，说白了，就是要让企业的所谓厂长经理们拥有超限制的特权，高高地凌驾于职工之上。
又比如说洪仁玕总会念叨到的，什么我们的工矿企业缺少竞争机制，是大锅饭养懒人。
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去搞，我们的工矿企业就必然会走上恶性竞争。职工被赶出厂门的道路，这难道才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目的？
所以，必须要用事实来慢慢地教育和改造他们……
而石达开和洪仁玕一手操办起来的这场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走向也果然没有出乎林海丰的预料。当然也不会令郑南感到过分的意外。
因为搞的比文化革命似乎还更要轰轰烈烈一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倒了还真的就像郑南和林海丰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之中曾经所体会到的一样。
在很多的地区，通过一个个歪嘴和尚的上串和下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方向，已经完全背离了其所应当具有的宗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这些把革命的调门儿唱得比谁都高。社会主义的红旗举得比谁都高的歪嘴和尚们的折腾下，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村中的什么公共大食堂，什么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等等的东西，都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纷纷出笼。
最要命的，这些歪嘴的和尚们打着共产主义的大旗，在农村大刮共产风。他们硬性推行所谓的“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甚至是社员个人的一些财物，并把银行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实行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而在厂矿，这些“高尚的共产主义者们”却又祭出了物质刺激的大旗，搞起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奖励制度。
在他们的闹腾下，少数干部职工看似得到了实惠，却伤害了大多数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并离间了广大干部职工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