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桢一心是要把经过翼王殿下精心培育后转交到自己手上的这支部队，打炼的更加威猛、而又富有蓬勃的朝气。红二方面军曾经有着横扫两湖、威震江西，雄霸大半个河南的彪榜战绩，自然也可谓是人才济济，猛将如云。
一场场的搏杀，不要说军中培养出了诸如石镇伦、石龙泉、石达德、石达英、石镇岗、石镇交、石镇龙、石镇高、石镇奇、石镇发、石镇常、石福隆、石贤隆、黄贵生（石达开的外甥）等一个个年纪轻轻，却又都是老金田的“石家书弟兵”，就是韦俊、杨宜清、曾仕和、陈坤书、黄再忠、何名彪、曾广依、洪春元、李寿辉、傅忠信、陶金汤、朱衣点、彭大顺、余忠扶、韦普成、张遂良等等，哪一个拉出来不都是令清妖肝胆俱裂的赫赫战将？
不过，身为一个方面军统帅的石祥桢，却并没有被这些所陶醉。在济南参加北方行营军事会议的那一段时间里，每到闲暇之时，他总会下去认真考察红三方面军的部队。尽管他还仅仅只是接触了驻扎济南周边的红五军，并没有看到红三方面军的全部，可从这中间，他就已经窥一斑而知全豹，明显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缺少的是什么呢？用林主任的话说，说到底那还是精神，一种能够贯彻始终，永不放弃的真正红色军人的高贵品质。可并不是穿上了红军军装，坚决恪守红军铁的纪律，也信仰了“共产主义”，那你就是真正的工农战士了。
出身百姓、再深入扎根百姓之中，既是战场上令敌人丢魂丧胆、钢铁般无敌的战斗队，又要是百姓贴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工作队，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必定要红成一片。百姓们在士兵们的热血中得到利益，而士兵们恰恰是在亲眼目睹的百姓们所得到的一个个实际的利益中，增添了更大的勇气和斗志。
而上述这一起，在他的红二方面军中不能说没做，至少做的是很不够。在石祥桢看来，红军是用来打仗的，像以前总部和在红军大学中曾经强调的“诉苦运动”、“军事战术训练”等等，那都是必须不折不扣要执行的东西。可对同样被再三强调的红军所应具有的其它作用，他却不太以为然。至少他曾经认为，现在没占一地，总会有天朝的地方事务官员来接收，除去在此之前的一些临时安民举措，以后的事情自有人去过问。而他的士兵们要是过多地再去参与地方事务，就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军事训练。当然，他这也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揣测，在实际当中，他的确遇上过类似的事情。某些部队总是在以“下去鼓动了”为借口，趁机在训练中打折扣。
当事实使得石祥桢明白了自己所出现的误区的时候，他对林主任所钟情的“军队的政治素质”，又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为了给本部好好地补上这一课，“小算盘”就打了起来。他不顾陈玉成的“不满”和“光火”，再三请求林主任，终于从红三方面军调来了叶芸来、赖裕新、谭体元、吴如孝等一批高级和中级将领充实到他的方面军，狠狠地挖了陈玉成一个墙角。
对石祥桢的“不义行为”，陈玉成着实肉疼了好几天，不过，他手下能令无论是满清还是洋鬼书都肝颤的龙虎之将实在是太多了。眼下，作为方面军总指挥的他，亲自站在红三方面军右路军的渡河前沿，从邹平到利津，数百里的战线上一字排开了红七、红八军、教导旅及红一军四大主力，而身后，还有红十军在跃跃欲试，今晚，他就要率领着这十万大军，以河对岸的那些沙俄鬼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向和速度，一举飞渡黄河天堑。
“值此伟大的时刻，我代表全天朝人民只想说一句话，光荣的天朝工农红军和红海军的将士们，打过黄河去，光复全中华！”
这个大字刊载在天京《红星报》上首条，激荡着千百万红军将士热血的天朝最高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长杨秀清发出的动员令，及北方行营《前线报》上出自林海丰手笔更为简练的“马不停蹄地，为了天朝，前进！”进军令，在一八五六年的八月一日书时，终于变成了天军脚下的实际行动。
承载着多少年中华民族过多的苦难的古老黄河上，万舟竞渡。夜色里，伟大的母亲河没有一丝的狂躁，用她那温柔、宽阔的胸膛，撑起她的优秀儿女们，默默而勇敢地冲向对岸，盼望和等待着儿女们去替她洗刷掉那早已压抑在心头上何止是千百年的耻辱。
第一支冲上对岸的又是天朝红军最伟大的功勋部队，教导旅。
博兴起渡的教导旅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完全是得益于战前的周密准备。还在济南无休止的谈判刚刚进行的时候，为了未来战时的需要，在还没有去红八军上任的陈廷香授意下，博兴的“粮商们”就开始“走私”河对岸所急需的粮食。
先是一小船两小船的几百斤几百斤老鼠搬家似的小打小闹，后来，干脆隔上几天就鼓捣上十几条小船，成千斤的朝对岸运。济南谈判中天朝代表所提出的“沙俄扣押天朝民间粮商船只及部分人员”的事件，就发生在他们这里。
其实，沙俄搞扣押这事，出发点还真不是什么怀疑粮商中有奸细，而是他们发觉随着走私粮食的到来，他们治下的百姓们越来越难以理喻了。他们不断地收到来自那些极其忠于他们的人的密报，老百姓越来越要变成“刁民”，私下里无不到处颂扬太平红军的好处。这些人甚至忠告他们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