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知家父病重的消息，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怕此生难见父亲一面。
说起来我与父亲已有十年未见。十年前我漂洋过海，远赴美国求学，拿到绿卡时国内护照已经过期，只好考取美国公民，等双头鹰护照到手，已是十年过去，不料签证又陡生波澜。费了许多周折，才在香港寻得一个关系，答应可以通融拿到短期探亲签证。正准备启程，家姐来电，父亲病重！于是收拾行装，购买机票，却发现护照不见了。
房漏偏遭连阴雨，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于是发动妻儿翻箱倒柜找护照。不想两层楼房，翻了个底朝天，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儿子抱怨老婆唠叨，这才想起二个周前，因帮一朋友办移民，将护照及一干材料放于材料袋里，而此袋则遗留移民律师所了。急忙打电话给律所里的小陈，小陈寻了半日，回电说律师所客户太多，查无所踪，估计被没有身份的新移民捡去也未可知。总之，护照需要另补。
补护照也不顺利，本来按照规定，四个周护照应该寄到家里，心急如焚的我天天去看邮箱，到了第四周，见到了一封来自护照中心的信件，称：因代办护照的邮局没有盖章，手续需要重走一遍，也就是说，还需要四个周时间！
火上屋顶，心急如焚，打电话给护照中心，被告知情况紧急可以办加急，三日可取护照。于是如获重生般急赴位于下城的护照中心，果于第三日拿到护照，当晚直飞香港。等飞机降落，接到家姐电话：父亲已在弥留之际。
香港的朋友接到我时，已经是周四下午，我把签证所需要的所有表格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我父亲危在旦夕，如果不能于明日拿到签证，则将留下终生之憾。
朋友承诺：“放心吧，还有一个工作日，应该可以拿到。”
虽然得到郑重承诺，但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我已经预感到，怕不能跟父亲活着见一面了。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母亲曾找人算命，算命瞎子说父亲有五个子女，但是临终时却只有四人在身边。我本不信，但十多年来我漂流海外，归国无门，常常想起这个算命瞎子的话，现在临到家门，父亲却已经病危，难道预言真得会应验吗？
第二天周五，高先生去跑签证，我在酒店房间里如坐针毡，看着手表，等着手机铃响，每过一小时都像一年那么漫长。米不沾牙，水不润喉，也不觉得饥渴，就这样挨到天黑，高先生的电话迟迟不来。
后来听家姐说，那段时间父亲跟我一样，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手表，每一分钟看一次，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默默流泪。家姐骗他说：飞机遇到台风，不敢起飞，等到台风过去，您的四儿子就回来了。
到了深夜，高先生终于垂头丧气回来了，说：“今天签证处开会，没有办公。我们已经联系了处长，看能否周末给加个班弄出签证来。”
我心里苦笑，这怕是安慰的话吧。香港是个法治之地，签证处虽是内地派出机构，也断不会为了我周末加班。心里虽然这么想，但仍抱着希望，周末若拿到签证，或许我还能跟父亲再见一面？
二
我家姓李，在胶东大沽河畔聚族而居。家父出生于1935年2月。父亲五岁丧母，祖父不治生业，嗜酒好赌，据说祖父喝酒一夜能喝一坛子自制的黄米酒，赌钱能三天三夜不睡觉。虽然开着一个小酒馆，日子却过得烂包。奶奶是邻村一户殷实人家的女儿，高挑、漂亮，却不爱说话。她生了伯父和父亲两个儿子，因为对生活的绝望，服毒自杀了。
听母亲说，奶奶那天本来在田里干活，爷爷一夜未归，她心理烦躁，无人诉说。这时偏偏一个好事的人来告诉她，爷爷又输了钱，被人索债，已经投军当兵去了。奶奶在田里哭了整整一天，晚上安顿两个孩子睡下，自己喝了卤水自尽。
奶奶的死并没有让爷爷回心转意，他喝醉了酒外出要账被抓了壮丁，三日后酒醒透了才钻高粱地逃回家。其时伯父已经八岁，被送到一家财主家放牛。爷爷夜不归宿的时候，邻居家老奶奶经常听到父亲在寒夜里凄厉的哭声。老奶奶看到不遮风雪的破屋里，五岁的父亲龟缩在冰冷的破被子里，又冷又饿，口里喊着肚子疼。老奶奶给他烧了炕，喂了热水和干粮，父亲才甜甜地睡去。老奶奶流着泪走了，边走边说：这没娘的孩子，遭老罪了。
父亲出身寒微，却天生聪慧，以全镇第一名的成就上了青岛师范。但其时伯父已经参军去了朝鲜，爷爷不愿意小儿子再离开自己身边，不同意他去青岛读书。生性至孝的父亲留在家乡，不久被招聘到镇上农村信用社工作。
父亲十八岁的时候跟母亲结婚，不久有了大姐和大哥。爷爷也已经续弦。我们一家六口人都靠父亲二十几元的工资生活，根本活不下去，为了给全家找一条活路，父亲只好辞职，一家人去了东北林场。
我们一家在东北住了三年，总算保全了性命，不料一场火灾，全部家当化为灰烬。一家人只能再回胶东。
父亲的公职跑丢了，回来后只接上了组织关系，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不久文革开始，他培养的接班人，一个叫麻子冬的家伙捏造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对父亲大肆围攻。
文革过后，我们家的劫难才算结束。父亲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