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中旬的一天，德意志航空旗下的一架亨克尔he-39型客机从柏林的霍亨索伦国际机场起飞，经过4个多小时的不间断飞行，抵达了利默里克的二号航空港。
尽管这架双引擎客机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出众之处，出于对机上乘客的特殊敬意，爱尔兰人将红地毯铺到了舷梯前，并且安排了一支小型军乐队。
这天的利默里克艳阳高照，然而走出舱门口的时候，德意志帝国财政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德-舒伦堡伯爵却是满脸阴云，紧随其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首席财政顾问亚姆斯-冯-斯特鲁恩西博士、普鲁士财政大臣鲁茨-格拉夫-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等人，也都是表情凝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时年61岁的爱尔兰首相帕特里克-皮尔斯伯爵依然精神奕奕，而爱尔兰财政大臣、德裔贵族出身的赫伯特-冯-布伦塔诺伯爵微微昂首，展现出自信饱满的神态。金融危机的风暴时隔13年再度横扫欧洲，那些几个月前还对经济形势无比乐观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作为贸易出口型国家，爱尔兰王国以及它的兄弟友邦威尔士王国同样受到了冲击，短短两个月来，爱尔兰的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0，大批订单被取消，码头中转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大量货款遭到拖欠，企业家们忧心如焚……纵然如此，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社会秩序仍较为稳定，既没有出现大规模游行抗议，也没有成群结队的跳楼轻生者，在政府行而有效的干预下，物价的上涨幅度依然处在民众可接受的范围内。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两个隔海相望的王国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管控汇市和金融交易的强制措施，此举引来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的强烈抗议，同盟国阵营内的不少国家也对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强行闭户”表示不满，但这些抗议和指责并没有动摇爱尔兰与威尔士的现行策略，这两个关系紧密的盟邦正竭力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舷梯前，舒伦堡紧握着皮尔斯的手，两人寒暄了足有一分钟时间，才遵照礼节与对方的随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舒伦堡和皮尔斯同乘一车，斯特鲁恩西、科洛希克与布伦塔诺同乘一车，一行人离开机场直奔城郊的“森林宫殿”而去。
鉴于欧洲各国的国内形势欠稳定，夏树取消了携带家眷前往巴伐利亚春游的计划，所幸温室里的植物长势很好，随着气温的回升，他每天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陪着妻女逐批把苗木花草移植到户外，等待郁金香和迎春花的盛放。
当然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夏树不得不率领他的臣民们全力以赴，所以每天的工作时间较以往大为增加，而且要不断接待惶惶不安的企业家代表，频频在电台或报刊上发声，用自己的特殊声望安抚举国民众共度难关。就这两个月的形势发展来看，事先干预管控资本市场并增加黄金储备的明智举措使得爱尔兰和威尔士成为了瑞士以外受伤害最小的欧洲国家，至2月底，爱尔兰政府的资本储备依然保持在安全线以上，而且还坐拥由战争赔款和军购欠款转换的500多亿美国国债，这意味着他们保留着在局势恶化时果断反击的宝贵力量。
对于舒伦堡伯爵、斯特鲁恩西博士、科洛希克伯爵等人的到来，夏树表达了七分的欢迎和三分的遗憾。通过相隔19年的两场大战，德国掠取了广袤的殖民领地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从本质上解决了制约工业发展的资源和劳力问题，而且始终在科技研发和运用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按说对经济危机的免疫力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强，但统治阶层的短视和功利给金融风暴的侵袭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这场可怕的危机虽不至于伤及国家根本，却足以让它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事到如今，也只能亡羊补牢，止住颓势，尽可能降低损失。
一番客套寒暄之后，身为帝国财政大臣的舒伦堡伯爵委婉道出来意，德国希望爱尔兰中央银行以黄金购买至少500亿马克的德国国债，以帮助德国政府稳定金融市场。
按实时汇率，500亿马克约合1200亿爱元，相当于爱尔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3倍或爱尔兰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8倍，若全部以黄金购买，需要消耗爱尔兰央行黄金储备的60。
谈话当中，舒伦堡伯爵不止一次谈及爱尔兰王国成立之初从德国获得的帮助。24年前，爱尔兰央行除了王室提供的2000万马克资产外，所依靠的便是德国人的无偿援助和优惠信贷，时至今日，爱尔兰央行能够跻身欧洲银行前十之列，固然是爱尔兰举国努力的成果，跟德国资本的长期支持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不过，在夏树眼里，盟友情谊归盟友情谊，国家利益归国家利益，两者终究不能混为一谈。大战爆发时，爱尔兰之所以逆风参战，根本原因还是笃定德国能够成为胜利者，后来的战争过程虽然曲折回荡，但在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还是成功击败了经济和人口总量更大的美英阵营，爱尔兰的直接收益就接近千亿美元，可说是不折不扣地发了笔战争横财。
另一方面，在30年代末期，德意志帝国名义上拥有5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几乎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之和，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黄金储备在被放大了近十倍的杠杆面前难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更何况这些黄金有相当一部分只存在于纸面，实物以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