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这个人的文学造诣很深，上过的奏疏也不止这一篇。
在汉文帝时期，晁错有过《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多篇政论，篇篇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不发空论。
&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都提出了一个“徙民实边”的观点，事实上，这是后世“民屯”的最初说法。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后世的历代王朝，包括今天都依然沿用这个办法。
再比如《言兵事疏》中也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以蛮夷攻蛮夷”。这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着实令人佩服。清朝时期那个“以夷制夷”的口号，只不过是拾晁错的牙慧而已，并没什么新鲜。
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个“西汉鸿文”的评价，这四个字实际上针对的是两个人的文章，一个是贾谊的政论，另外一个就是晁错的。
晁错的文章，颇具战国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大开大合、铺张扬利的文风，也彰显了大汉气象。并且他的文风和贾谊稍显不同，贾谊政论恢弘磅礴，而晁错的政论多峭直犀利。不管怎么说，这个政坛新贵，早已是文坛巨匠。
现在，他又准备发表文章了。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上了一道很有名的奏疏——削藩策》，这是一篇影响了很多人命运的议论文，当然也包括晁错本人。
实际上，晁错提出“削藩”是在汉文帝时期，由于刘恒不置可否，因此晁错每年都揪着这个内容不放，一口气给皇帝写了几十封信。不过在当时，他的这个口号并没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为自己招惹了不少仇人而已。
但现在，有景帝的充分信任，晁错说出来的话就今非昔比了。
要说，晁错选择这个时候上疏也是有自己考虑的。因为这两年来，凭借皇帝的信任，毫不费劲地气死了申屠嘉，赶走了袁盎，势头强劲，朝堂上几乎没什么人敢和他唱反调，甚至连丞相陶青见了他还要客客气气，不敢造次。这么好的氛围不利用一下，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因此，晁错展卷写下了这道《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犀利刚硬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藩”这个口号在很多朝代都曾涉及，但并非所有朝代，比如秦朝就未曾提过。
不过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皇家子弟全部好吃好喝地养在京城，没让他们去祸害地方。而地方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但其手中没有兵权，想搞独立王国很难。因此，秦朝从未产生过“诸侯尾大不掉”的景象。
可汉王朝却大不相同。刘邦建国时，在周朝“分封制”和秦朝“郡县制”两条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搞了一了中间路线——京畿之地，实行郡县制；偏远之处，推行分封制。并把自己的侄子们打发远远的，在偏远地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权力大的没边，政治、经济、军事……反正皇帝有的权力，他们基本上都有，只不过幅度没那么大罢了。
对刘姓天下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为这些藩王们绝大部分都是刘姓子弟，不管之间怎么闹，说白了都是自家人之间的事情。就算有一天搞的不可开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刘家的后代，不会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刘邦在世时，这些人都和刘邦很亲近，可是世各三代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虽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称呼的很亲切，但心里想的却不是一回事。我的就是我的，无论你是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如果一旦动了，我就和你没完。
然而，还是有人会在他们身上打主意——皇帝。这种局面，“皇帝”是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自己是无可争议的老大，为了确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身上做文章。如此一来，这些人会不谋而合地得出一个结论：皇帝不老实，相处需谨慎。
有了这个结论后，“很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皇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对“皇帝”来说是危险的。虽然这些亲戚们平时表现的很规矩，但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壮大实力，确保得利益，捎带提高安全系数。而越是如此，纠纷就愈严重，在相互拉锯的过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这大出刘邦的初衷。没办法，这也是“分封制”的副作用。当然后世我们所称呼的“军阀”，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这个“副作用”，是很多皇帝们所头疼的事情。汉文帝刘恒头疼，汉景帝刘启也头疼。汉文帝虽然很头疼，但没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虽然也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后将齐国、淮南国各一分为三，不过总的来说，没在这方面搞出更多过火的事情。
但刘启却大不一样了，早在当太子时，晁错就在耳边宣扬“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里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大事。虽然老娘窦漪房建议他“不要操之过急”，但强烈的“责任心”，让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错这份削藩策呈上来后，刘启把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