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埋过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中坚。正是由于这些战士的流血牺牲，那些资产阶级才得以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后，才从祖国的老百姓那里知道，大部分人对于军队还是毫不关心的。他看到过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军队的文章，写的无非是些关于严刑拷问战俘以获取重大情报等琐碎小事。这些在马尔克·罗丹内心激起了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没有晋升机会而积下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地有殖民地政府当局的支持，在国内有政府和人民作为后盾，那么军队是能够打败越盟的。在越南的失败是一种集体的背叛，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在那儿死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罗丹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在阿尔及利亚就能证明这一点。他在1956年春天离别马赛口岸时，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高山上他将达到自己毕生事业的顶峰，从而使法国军队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和残酷的战斗，并没有动摇他信念。确实，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征服。虽然他和他的士兵们击毙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庄夷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来愈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所需要的当然是宗主国给他的支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论在什么地方打仗，毫无疑问都是法国领土的一个角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300万法国人。人们为阿尔及利亚打仗，就像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打仗一样。在他升为陆军中校时，他就转移到城市去战斗，起初在波尼，后来到君士坦丁。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总还是战斗人员。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里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争的仇恨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在后一种战争里，清洁工人把塑料炸弹放在法国人常去光顾的咖啡馆、超级市场和游艺场里。他为了把那些在法国公民中间置放炸弹的坏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采取的残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绰号。
为了最终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惟一需要的就是从巴黎得到更多的帮助。罗丹和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可以单凭信念而不顾观点、战争费用的日益增长；在一场愈来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重负下，法国的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的士气逐日下降等等，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净利落地搞掉了腐败的摇摇欲坠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由于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个词，并由将军们传达下去，这才使他得以回到总统府，然后又于1959年4月进入爱丽舍宫。当罗丹听到戴高乐说出那个词时，他回到屋里兴奋得哭了。当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于罗丹来说，就好像上帝降临人间。罗丹认为戴高乐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产党人将被撤职，让·保罗·萨特必然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必须服从指挥，而法国不久终将全力保护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骨肉，支持正在保卫法国文化边疆的军队的。
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当法国内阁与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他不是曾经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这个制度，恨这些政治家，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恨工会委员会，恨新闻工作者，恨外国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戴高乐。1961年4月，除掉一些软耳朵的胆小鬼们拒绝参加外，罗丹带领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