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镜从来也不肯拿下来。一大块橡皮膏把脸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这人一定是脸被刮破得很厉害。
飞机准时着陆了，离机场大楼很近，所有旅客都走进了海关大厅。当他们鱼贯穿过玻璃门时，有一个矮小秃顶的人站在检验护照的警察旁边并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踝。
“大家伙，黑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闲地踱开了，又给了另一个警察同样的信息。
旅客们分成两行通过格子窗口。在格子富后面，两个警察面对面遥遥相对地坐着，中间相距约10英尺，旅客们从中间穿过。每个旅客都交验护照和入境证。这些是保安警察部门的边防检查站，他们负责法国内部的安全，检查入境的外国人以及回来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警察朝他色的入境证上盖了章；然后随便地看了一下他递过来的身份证，点点头，挥手让高个儿往前走。科瓦尔斯基放下心后，朝着海关人员那里走去。
那个矮个儿的秃子刚对几个海关官员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一间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个高级海关职员用手势指向站在那里等候自己提包（从外面用运输带传送进来）的旅客们，对科瓦尔斯基说：“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尔斯基笨拙地向海关职员说：“我没有行李。”
海关职员扬起眉毛：“没有行李吗？很好，你有什么要报关税的吗？”
“也没有。”
海关职员和气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几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马赛口音一样开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势指指通向出租汽车站的出口。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到外面阳光下。他不习惯于随便花钱，因此前后左右张望了一气，直到看见机场的交通车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有几个海关人员聚拢在为首的官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抓他？”
“看起来这个人脾气不大好。”
“等那些杂种整够他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第三个人这样说，说的时候把头向背后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纪较大的那个人插话说，“今天我们总算对法国尽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为伟大的夏尔（指戴高乐）吧？”当他很快走出去时，第一个人回答说。他叹了口气，并咕哝着：“他妈的！”
正是午饭时刻，公共汽车最后停在市中心的法国民航办事处门口。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8月的马赛很有一些特点，但是努力地工作决不在此列。太阳照在城市当空，像一种病菌一样，钻进每一个人的皮肤内，吮吸着人们的精力，使你一动也不想动，只想躺在凉快的卧室内，把百叶窗关好，把电风扇打开。
即使在马赛市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本来像流水似的车灯也不见了。马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和几辆汽车慢吞吞地移动着，好像半身陷在泥浆里似的。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大部分出租汽车司机，宁肯找一处荫凉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
若若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区的大街上，当出租汽车到达解放大道，他告诉司机停车让他下车。司机们是完全遵照顾客的要求的。他们想，这些外国人可能在哪儿有他自己的汽车停着，所以宁愿在这么热的时候下车走几步路。
科瓦尔斯基注视着出租汽车掉头进城，直到不见踪影为止。他向路旁咖啡馆的侍者问清楚纸上写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上的房子看起来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来做车站的食品车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商亭了，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家为什么日趋兴旺了。让西尔维在这一带长大当然比在码头附近强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儿，一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那些荒唐念头时，科瓦尔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阶下停了步。若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阶，站在公寓门厅里。这里有两排信箱，他看到“格尔茨鲍斯基23号”，因为就在上一层楼，所以他决定从楼梯走上去。
23号的一扇门同其他房间一样，门口有一个电铃，下面的名卡插内，有一张白的小卡片，上面印着格尔茨鲍斯基的名字。门是在走廊尽头，左右是22号和24号。
当他按电铃时，门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把一根棒子挥起打在他的脑门上。
这一下打破了他脑袋上的表皮。因为皮下是头盖骨，棒子就一下子弹了回去。这时两边的22号和24号门从里面打开，几个人蜂拥而出。
这一切都是在半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科瓦尔斯基被包围了。虽然科瓦尔斯基在很多情况下反应很慢，但面临这